「这里是方可成的新闻实验室，微信公众账号newslab」

§本文首发于2015年1月5日，这是新闻实验室的第51篇文章

§本文归属栏目：#pH试纸#（以公共利益、民主精神检验媒体组织、媒体产品及媒体人）

作者：方可成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媒体陆续报道了部分遇难者的背景和生平。其中，一名遇难的复旦学生吸引了相当多的关注。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引用了遇难者生前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和照片，引发了不少质疑。复旦大学的官方微博呼吁“媒体尊重她、保护她，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让逝者安宁”，一篇《复旦学生致部分媒体的公开信》更是质问：“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要哀痛一个生命的逝去，还是仅仅为了博得关注度的手段？”

在阐述我对此事的观点之前，我想先强调的是：这是一个新闻伦理问题，而对于伦理，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一说。重要的是充分考虑各方的利益，在不断的讨论、辩论中尽量形成动态的共识。更何况，此事涉及的社交媒体还算是新事物，更不可能有一致、成熟的意见——当然，这也就更凸显了理性讨论的重要性。

对遇难者的个人报道是合理的

部分复旦学生和网友认为不应该报道遇难者的个人故事，甚至说媒体在吃人血馒头。对于这种观点，我是明确反对的。

在外滩踩踏这样的公共安全事件中，最有价值的报道自然是提供事故准确信息、追问和调查事故原因、为之后的类似活动敲响警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报道就完全没有价值。对遇难者的个人背景和生平进行“人情味”式报道，最主要的价值在于不让悲剧成为冰冷的数字。如果说“硬调查”提供的是信息，那么遇难者个人的“软故事”提供的则主要是情感，它们能够激发公众的关注和同情，传递怀念与哀思，也能成为灾难之后维系社会的某种纽带。

以对埃博拉病毒致死者的报道为例，西方媒体一度大量关注感染遇难的美国人，但实际上无论从死者数量还是从疫情本身的重要性来看，非洲才是中心。这时，如果有对非洲遇难者的人情味报道，将能够有效激发受众对非洲的关注和同情。自然，这一案例和外滩踩踏事件很不一样，但对踩踏事件遇难者的个人报道同样能够激发人们的关注和同情。

对于灾难报道中的特殊情感要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原《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有很好的论述，推荐阅读（http://news.ifeng.com/a/20150104/42854150_0.shtml）。他同时介绍了美国媒体对911遇难者故事、日本媒体对311大地震幸存者的报道——实际上，对遇难者的个人报道广泛存在于中外媒体。肯定这种报道形式的合理性，是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的前提。

当然，如果遇难者家属明确反对，那么媒体应该尊重家属意愿。即便没有明确反对，媒体报道中也的确存在窥私、消费悲剧、加重亲属痛苦等危险，因此有必要讨论报道的限度问题。

美国医疗卫生记者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Health Care Journalists）在一项关于疾病死难者报道的指导性原则（http://healthjournalism.org/releaseguidance）中说，给出遇难者个人信息时要千万小心，以下情况是可以考虑给出身份信息的：当此人的身份已经广为人知时；当事件有关公众人物或事件本身是公共事件时；或者当给出个人信息能够有利于更重要的公共利益时。这项原则还强调：无论是否给出个人身份信息，记者都应对家属的痛苦表示同情，并尊重他们对报道的意愿。因疾病而死和因公共事故而死，固然有所不同，但这些原则可以参考。

可以合理使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的信息

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被广泛讨论的是记者的不当采访，而此次踩踏事件后，媒体报道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是：遇难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能否被媒体使用？

我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照片、状态、个人资料等信息的隐私设置是只开放给好友或特定人群，那么一般而言，记者不应将其公之于众，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信息事关公共利益，且无替代信息可用。

但是，如果这些信息是公开可见的，那么它们就进入了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从理论上说，发布者在按下“发布”按钮时，知道这些信息可以被任何感兴趣的人看到和分享。媒体的报道就好像点击了“分享”按钮，将它们分享给了成千上万读者。这样的行为并无明显过界之处。

当然，正如哈佛法学院教授Danah Boyd所言，公开可见（public available）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开推介（publicized）。这些信息事关私人，具备巨大影响力的媒体稍有不慎就容易越界，因此需要非常谨慎。

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曾于2009年发布一项裁决，其中表示：“在一定情况下，媒体可以发布从社交媒体获取的信息，即便这些内容本来是面向一小部分亲朋发布，而并非发布给大众的。”不过，裁决补充说，这通常需要是被报道的个体因为自身的行动而引发公众关注，或者个体跟正在被报道的新闻事件有关。

在另一项关于《星期日泰晤士报》是否可以引用一名自杀身亡的学生在Myspace发布的言论和照片的裁决中，新闻投诉委员会指出：“报纸在报道遇难者时，有权使用来自社交媒体的公开信息。不过，在将这些信息从原来的语境中抽离（它们可能是以开玩笑的语气发布的），用于报道个人悲剧时，编辑需要考虑它们对遇难者亲属的影响。”

这两项裁决并不代表真理，但目前在西方新闻界被广泛认可的原则的确是：社交媒体上的公开信息可以用，但要谨慎地合理使用，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能仅仅为了满足窥私欲，不能怀有恶意，不能对亲属造成伤害。

此外，对社交媒体信息的谨慎使用还应该包括：不能简单依赖从社交媒体获取的资料，不要过度阐释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因为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虚假的。

使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需要更加谨慎

比起个人资料和状态、日志，发布在社交媒体的照片需要被更谨慎地考虑。这一方面是因为照片在某种程度上是更隐私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照片还有版权问题——媒体可以引用遇难者发布的文字中的三言两语，而不侵犯著作权；但一旦使用照片，就面临着侵权的风险。

BBC的社交媒体编辑Chris Hamilton在博客中说（http://www.bbc.co.uk/blogs/legacy/theeditors/2011/08/use_of_photographs_from_social.html），对于从社交媒体获取的照片，他们会竭尽全力联系照片拍摄者，申请他们的授权。“不过，在特殊情况下，如果事关重要的公共利益，又有时间上的限制，比如挪威恐怖袭击和英国骚乱这样的重大新闻事件，我们可能在联系上了拍摄者之前就使用照片。这样的决定不是轻易就能做出的——一个资深编辑需要判断照片是否真的事关重大公共利益。”

著作权是法律问题，那么使用社交媒体照片的伦理问题呢？在2009年的那项裁决中，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还说：“如果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是公开可见的（而非设置了隐私权限），如果照片的使用是没有恶意的，仅用于展示某人的样貌，那么媒体侵犯隐私的可能性就会比较低。如果照片设置了隐私权限，媒体想使用，就必须给出事关公共利益的证据。”

Journalism.co.uk给出了一个关于使用社交媒体照片的清单（https://www.journalism.co.uk/skills/how-to-know-when-to-use-photos-from-social-media/s7/a545631/）——记者在使用照片前，可以问自己这些问题：

照片的隐私设置是什么？越公开，越可以使用。

照片是否仅仅用于指出个人的样貌？如果是，可以使用的概率会更大。

是否还有时间申请拍摄者的授权？如果有，应该去申请。

使用这张照片是否事关公共利益？

使用这张照片是否会引发痛苦？对于遇难者的报道，联系过家人吗？

是未成年人的照片吗？

……

讨论这一问题要考虑中国国情

西方经验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参照。但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需要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也即中国特殊的媒体管理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事关重大安全事故的种种信息都面临着被禁止流通的巨大危险。如果过于强调对媒体报道的限制，可能会正好符合了宣传管理部门的意愿，成为控制信息流通的借口。

当然，反过来说，宣传部的存在也不应成为媒体消费灾难的借口。不是所有信息都需要抢发，不是所有对报道内容设定禁区的行为都是没有根据的。

此事件对新闻界和普通人的启示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更看重信息流通，有人更倾向于最大限度保护隐私，因此对这一伦理问题持有不同看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对于新闻界而言，重要的是能否通过一次次的案例，引发一轮轮的讨论，最终形成被公认的指导原则。

对于个人而言，应该更加注意使用社交媒体时的隐私问题——要了解自己发布的文字和照片究竟是只对好友可见，还是公开可见。此外，当你注册社交媒体账户时，当你对那长长的用户条款直接跳过点击“同意”时，你很可能已经授权社交媒体网站无条件、免费使用你发布的所有信息。这一次，部分复旦学生尚且能给传统媒体发公开信；下一次，当社交媒体直接使用遇难者生前发布的信息来进行整合报道时，同学们即便是想呼吁，可能也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

这里是方可成的新闻实验室，欢迎关注，期待与你产生化学反应

方法1：点击右上角的按钮，选择“查看公众账号”，点击关注

方法2：在添加朋友中搜索news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