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第20个中国记者节。早上醒来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此前有过一面之缘的朋友。

她其实并没有做过严格意义上的记者，但她的经历和做过的事情其实都与新闻业的使命非常吻合：她的专业是公共卫生，先是在大学期间做了关于性工作者的社会调查（这和记者的调查方法其实很接近）；毕业之后的一项工作内容是向高危人群传播正确而通俗易懂的艾滋病知识，中间还曾给果壳网写文章驳斥了“患者往大盘鸡滴血恶意传播艾滋病”的谣言（这和跑卫生口的记者做的事情也很像）；后来她做了丁香园的社交媒体运营，摸索出了这个立足专业社群、面向大众的优质平台的传播风格；现在虽然稍微远离了大众传播，但是她依然致力于在生活中传播健康知识：

“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谢拒善意的安检人员放弃设备检验改用‘手检’的建议，为的是传播孕妇不需要过度担心辐射的健康信息；工作时积极，不隐藏，也需要得到额外的照顾，为的是孕妇不是‘病人’不是‘豆腐’的信息；我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分享我的理念，作为孕妇，我唯一需要禁忌的是酒精，需要家人照顾我控糖减盐的饮食需求，分娩时我会乐于接受无痛分娩……”

虽然这位朋友可能从来没有过“记者”这个称呼，更没有记者证，但我觉得她是很优秀的记者。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社交媒体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模式，记者的边界日渐模糊，需要跨学科的滋养，需要更广泛的合作，也需要每一个普通人都成为负责任的传播者。

这学期，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新闻学研究生的“新闻理论与分析”课。我和学生们一起阅读新闻学的经典文献。在很多篇论文中，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到底谁才是记者？

一个首先可以被排除的答案是：“持记者证的才是记者。”在很多国家，都不存在由政府统一颁发的记者证，记者采访出示的是名片而不是记者证。在中国，由于诸多具体的管理问题（比如更换工作单位之后换证需要很长时间的流程），也有不少优秀的记者在写出优秀的稿件时其实是不持证的。从本质上说，记者的采访权不是国家赋予的，而是来自民众的知情权。

有人认为：记者和医生、律师一样，是一种专业性的职业。然而，这里面的问题是：医生和律师都是经过了多年的专业学习和训练，都通过考试获得了从业资格，而记者呢？没学过新闻而成为优秀记者的大有人在。新闻操作中当然有一些技巧和规范需要学习，但一个正常智力的人只需要数月的练习就能完全上手，这和成为医生和律师所需要的训练差距甚远。

所以，专业学位、从业资格之类的门槛，并不适用于新闻业。不能用学位和资格证来定义记者。

宾大教授Barbie Zelizer有一篇很有名的论文《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她在文中说，我们不应该从“专业人士”的框架来理解记者，而应该将记者理解成一个“阐释社群”——意思是，记者们不断对重要的公共事件以及记者在这些事件中的角色进行阐释，由此构建出一种集体的回忆和认同。

比如，在中国的语境下，中山大学的张志安教授就曾采用“阐释社群”这一理论框架，研究过记者群体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

而每一次记者节，我们都会看到记者们出来讲述和阐释这个职业，也是这一过程的重要部分。

如果你认同并拥有这种集体记忆，就加入了这个“阐释社群”，就可以被认为是记者社群的一分子。如果你不认同这个社群对公共事件的阐释和集体记忆，那么即便你顶着记者的名头，也是这个群体里的边缘人。

对“谁是记者”还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判断方式：出去采访、写作，在媒体上发稿子的人，就是记者。也就是说，定义记者的是他们的工作流程。

这是传统媒体时代可以用来定义记者的方式。那时，在媒体上生产内容的基本上只有各个报社雇佣的记者，普通人写封读者来信也不一定会被刊登。记者和非记者的界限非常清晰。

然而，社交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一切。如今，每个人都可以像记者那样工作——去采访，去写稿，去剪片子，可以发在机构媒体上，也可以发在自媒体上，阅读量不一定比机构媒体低。

比如，花总做了一个曝光五星级酒店卫生状况的片子，又做了一个关于卡车司机的片子。他的工作流程跟记者没什么本质区别，他呈现的这些片子如果说是任何一家媒体出品的，大家也都会相信。而花总自始至终不是任何媒体雇佣的记者。

伦敦大学城市学院教授Jane Singer有一篇论文《The socially responsible existentialist》讲的就是这种变化。她说：在人人都可以采访、写作和传播的年代，我们不再能够依靠工作流程来定义记者了。

那么，记者要靠什么定义？Jane Singer提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记者，要看ta是否认同和遵守新闻业的使命——那就是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提供可靠的信息，为受众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

也就是说，不是说你去采访、去写稿子，就是记者了。如果你不认同新闻业的使命，如果你提供不负责任的信息，如果你不促进社会的沟通和理解，那么你采访再多、写作再多，也不能被称为真正的记者。

而像花总这样看似玩票的内容生产者，以及开头提到的那位朋友，他们其实都可以被称为记者，因为他们传播的内容有这样一种责任感、使命感。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有的人顶着记者的名，做的却不是记者的事情；有的人从没称自己是记者，但他们却应该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人。

给所有真正的记者，补祝一声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