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末，《时代》周刊将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度人物”颁给了自己的同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四位记者和一家新闻机构。他们被统称为“守护者”（the Guardians），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馆内被残忍杀害的卡舒吉（Jamal Khashoggi）。

这的确是这个时代全球传媒业的一个缩影：在全球右转、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上升、社交媒体为虚假信息的传播推波助澜的背景下，真相蒙尘；而历来以揭露和传播真相为己任的新闻业，则面临着越来越多不友好的势力和人物，针对媒体机构和记者个体的暴力、压迫、污名化达到高点。

但这又是一个过于脸谱化的缩影，它营造的似乎是一种“一致对外”、强调外部威胁的悲情氛围：媒体守护真相，却被“恶势力”打压。你可以将《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评选理解为一次为同行的打气，一次对行业价值的重申。这样的打气和重申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足以展现当下传媒业的全貌，也没有触及另一些根本的问题——传媒业自身待解的难题。

从根本上来说，只有解决了自身的难题，才能更好地抵抗外界的恶劣环境。以下是笔者根据这一年来全球传媒业的主要动向，梳理出的主要问题以及可能的机会。

《时代》周刊在自己的年度人物特刊中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份为同行鼓劲的杂志，其实也面临着“自身难保”的危险。这种危险，并不来自那个宣称以媒体为敌的总统，也不来自某位王储或其他任何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而是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没钱。

以《时代》周刊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时代公司（Time Inc.），曾是纸媒时代的巨头，拥有《时代》《财富》《人物》《体育画报》等超过一百个杂志品牌，多份杂志年收入过亿美元。但是，如同绝大多数纸媒一样，最近十年以来，时代公司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营收连年下跌，负债达到10亿美元。

去年年底，不再赚钱的时代公司以28亿美元的低价卖身，被梅雷迪思（Meredith）公司收购。梅雷迪思公司也是一家传统媒体集团，旗下也有不少杂志品牌（但主要是女性、生活类，而非新闻类）。它的生存状况比时代公司要好，这主要是因为：梅雷迪思公司旗下的相当一部分资产是地方电视台。在美国，地方电视台受数字媒体的冲击较小，依然可以获得较多的利润。

彭博社的专栏作家Joe Nocera悲观地预测：《时代》杂志可能已经时日无多。梅雷迪思公司曾经表示过对《时代》《财富》等新闻性较强的杂志不感兴趣，可能会将它们转手卖掉，甚至停刊。这就给《时代》杂志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份今年已经96岁的、世界上最具知名度的杂志，也要败给时代了吗？

《时代》杂志面临的难题，是全球媒体的普遍困境。为了缓解囊中羞涩的窘境，今年，《连线》《大西洋月刊》和彭博社等知名媒体纷纷推出付费订阅，连新媒体阵营的代表BuzzFeed都发布了付费会员计划。而在华语世界中，大陆《南方周末》于今年8月推出付费会员制；台湾《天下杂志》则在年底发布了《数位转型报告》，总结了转型付费一年半以来的经验。可以说，始于一两年前的全球媒体付费订阅潮，在今年达到了顶点，成为了业界公认的趋势。今年4月，报道数字媒体的专业网站digiday将这种趋势称为“转向付费”（pivot to paid）。

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转向：商业媒体的收入主要来自广告和读者。现在，广告大头被Google、Facebook、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科技巨头吸走，媒体只能更加依靠读者。而深受假新闻和垃圾信息困扰的读者，也越来越有意愿为优质信息付费，乃至将支持新闻业视为自身的公民责任。

可惜的是，这个看上去一拍即合的解决方案，并不完美。一方面，高高建起的付费墙对于媒体的公共性是一种伤害；另一方面，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当越来越多媒体加入付费阵营，再慷慨的读者也不会一一解囊相助。正如纽约州立大学助理教授Brian Moritz所言：你不能期待读者既订阅地方报纸，又订阅《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又订阅Netflix，又每个月固定赞助自己喜欢的播客……

当读者必须有所选择的时候，“二八效应”会非常明显：80%的收入都流向了20%的顶级媒体，它们可能因此活得不错（《纽约时报》在过去两年中的雇员数量从1300人增加到了1500人），但80%的非顶级媒体则会依然生存艰难。

2018年，大量传统媒体还没有找到出路，一批曾经炙手可热的新媒体网站也陷入了困难。BuzzFeed、Vice等明星新媒体发现：声势再大，流量再多，广告收入还是哗哗流入Google和Facebook等平台的腰包。这也是前者开启付费会员计划的原因。

更凄惨的是另一家曾经的新媒体未来之星——Mic。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美国新媒体一度光芒耀眼，估值数亿美元。然而，今年11月底，几乎所有员工全部被裁，公司以约500万美元的白菜价出售。

寒冬之中，BuzzFeed创始人Jonah Peretti近期表示：未来可能寻求和美国“五到六家头部的数字媒体合并”，Vice和Vox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合作对象。如果头部的新媒体都需要抱团取暖，那么中部和底部有多冷，大致可以想象。

新技术带来的解法也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表现。今年10月，以区块链技术驱动的新媒体Civil公开募资失败。Civil是最具野心的一家区块链媒体公司，它计划支持新一代的、无需依赖广告的媒体创业公司。在今年9月开启的募资中，Civil计划筹得2400万美元，最低目标是800万美元。然而，一个月的募集期结束时，Civil仅仅筹到了大约140万美元，其中还有100万是来自Civil的直接投资方。失败后，Civil宣称几周后便会再次开启募资，但至今仍没有音信。由于已经开始和一些地方媒体合作，Civil的募资失败还引发了部分记者的讨薪。

当然，是实验就会有失败，重要的是不因失败而停止尝试。今年传来的一则好消息是：来自荷兰的新型媒体The Correspondent在美国众筹成功。这家媒体2013年在荷兰通过众筹成立，全部依赖会员支持，但并不设付费墙（也就是说，不交钱也能阅读），也没有广告，内容优质，不追逐热点，不搞标题党，不煽动人们的情绪。它在荷兰的成功既令人赞叹，又让人提出疑问：是否只有发达的小国才能支持这样的模式？2019年年中，英文版的The Correspondent将会正式发布，它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在美国的命运如何，很值得期待。

总的来说，2018年，全球媒体在“活下去”这个基础的问题上，有所探索，有所失落，还是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

“封得好”：民众对媒体管制的支持

2018年，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普遍恶化。一个细节再好不过地折射了这种局面：今年8月，在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上，日本的排名前进了5名。但是《日本时报》提醒：这部分是因为其他国家的状况变得更差了。

在当今世界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一个国家好像是在顺水行舟，不退则进。当那么多国家都在变差的时候，“基本不变”竟成了一种进步。

对新闻自由的一大威胁力量是遍布全球的强人领袖：美国的特朗普、俄罗斯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沙特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捷克的泽曼、斯洛伐克的菲乔、匈牙利的欧班……他们是自由媒体的打压者，不能容忍异见。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发布今年的新闻自由排行榜时还提到，各国的媒体管制模式可能存在互相影响和学习。

上面这几段讲述的故事也是《时代》周刊封面文章塑造的主要框架。但是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硬币的另一面：威胁言论自由的并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

实际上，今日世界的政治强人，大多走的是民粹主义路线。他们抛出的观点和政策，大多以迎合民众意见为出发点。对自由媒体的打压，固然是为了削弱监督和反对的力量，但也是煽动和迎合了民众中的反媒体情绪。

盖洛普和奈特基金会于今年9月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连年走低。有69%的美国人说，他们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在过去10年间降低了，只有4%的人说他们的信任度提高了。而且，在那些信任降低的美国人中，有30%的人（也就是全体美国人中的21%）表示：他们的信任不可能再恢复了。

特朗普对媒体施以攻击，将他自己不喜欢的报道都污名化为“假新闻”，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国部分民众的反媒体情绪。但这更可能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因为社会上已经存在这样的情绪，因此特朗普会采用这样的策略，而这样的策略又进一步加强了反媒体的情绪。

在中国，虽然具体的环境完全不同，但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反媒体的情绪。一方面，这种情绪是过去几年来持续污名化的结果——和“公知”一样，部分媒体成为污名化的主要对象。笔者曾经在《南方周末》担任记者，至今仍然常常会在微博上发表言论后遭到“一看博主是前南方系记者，就明白了”这样的攻击——言下之意，南方系及其记者都是不值得信赖的，是已经“臭掉”了的。

但另一方面，民众对部分媒体内容的反感并非没有道理，这些民众也不是“五毛党”，他们反感的原因是部分媒体的表现确实不佳。例如，前段时间被关闭的9800多个微信公号中，有一些公号确实做了不地道的事情，包括传播假新闻、洗稿等。今年5月，“二更食堂”在滴滴乘客遇害后使用露骨和恶俗的语言描述事件，击穿了道德底线。这些公号做过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众对媒体管制的支持心理，为更严格的管制提供了理由。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媒体行业这么大，“二更食堂”做的事情，不应该由其他正规媒体背锅。然而，尽管业内人分得清自媒体、营销号和正规媒体的区别，可是普通民众不容易分清，政府则可以故意不分清。所以，我的建议是：在当下的环境中，媒体行业内更应该形成一种氛围，重申专业主义和职业操守，应该与各类营销号划清界限，不要去跟它们合作，更不要将它们请为座上宾，甚至包装为新时代的代表。

当民众因为反感二更食堂而喊出“封得好”的时候，其他连带遭殃的媒体是没有多少发声机会的。媒体行业能做的，就是及早与这些低质、煽情内容的生产者割席而坐。

通过今年在美国发生的一个案例，同样能够观察到媒体自身坚持原则、言行一致的重要性。

11月初的中期选举之后的一场记者会上，特朗普因为不喜欢CNN记者的追问，要求撤销其白宫记者证。CNN随后起诉特朗普，夺回了记者证。这是美国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的体现。但是，正如Vox的一篇文章分析的：其实，川普和CNN都很享受现在互相开战的状态。

川普享受这种状态，自然是因为他对媒体的攻击引发了他的铁杆选民的共鸣，同时依靠制造敌人，他也能巩固自己的支持率，这是有威权倾向的领导人屡试不爽的法宝。而CNN享受这种状态，则是因为他和川普之间的紧张关系能够带来收视率，而收视率就意味着广告、意味着收入。川普团队的Kellyanne Conway曾经发明“另类事实”的说法，是制造和传播假新闻的代表人物，但她实际上依然是CNN的常客，被邀请在CNN的各种节目中表达常常极具争议的观点。

Vox的文章认为，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传递真相、让民众获得更好的信息，那么你就不应该让一个常常撒谎的人成为节目常客。CNN的收视率冲动，其实和今天很多媒体的流量冲动一样，都是会获得一时的纸面成绩，但终究可能会失去人心的。

媒体将自己包装成被打压的正义斗士是容易的，但是要做到言行一致、坚守专业主义的价值，则没那么容易。而一旦做得不好，就有被人借题发挥的可能。在这个管制升级、公众不信任媒体的时代，媒体和媒体人都应该更有洁癖，否则，你会因为别人做的丑事而脏了衣服。

2018年，在自上而下的打压管制和自下而上的反感情绪夹击之中，传媒行业跌跌撞撞，但混沌之中，一条清晰的专业界限可能会逐渐显露，专业主义作为职业准则可能会被重新重视。

人的价值：在机器的时代越来越重要

2018年的传媒行业，依然在尝试人工智能，但受限于技术本身的发展水平，以及在媒体内部具体应用时产生的诸多问题，今年并没有太多重要的进展。人们唯一能想得起来的人工智能新应用，大概是新华社推出的“AI合成主播”，不过其表情和语气依然僵硬，与人们想象中人工智能的能力依然相距甚远。

今年3月，人工智能在传媒领域应用的先行者——美联社发布了一本报告《指南：如何让新闻编辑室为人和机器做好准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新闻业带来的改变和挑战。这份指南最后的落脚点是人的重要性：人工智能是无法创造出“新闻感”的，它们只能放大编辑记者已有的新闻感。在美联社，机器的作用是帮助记者更好、更高效地讲故事。“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重要，媒体里的人所扮演的角色也就越来越重要。”

对科技的崇拜的确在退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今年开启了一项“新闻创新研究项目（Journalism Innovation Project）”，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主标题就是：是时候远离那些“炫酷的东西”了吗？

“炫酷的东西”说法来自美国的新媒体记者Kim Bui。她说，媒体可能普遍患上了一种“炫酷科技综合症（Shiny Things Syndrome）”，也即，喜欢追逐那些最新的、看起来闪闪发光的新技术，但却忘记了另一些更根本的东西。

提出“炫酷科技综合症”的人，并不是说不应该尝试新技术，而是说：不应该将技术置于新闻创新的中心位置，不应该让炫酷的东西喧宾夺主了。那么，应该将什么置于中心位置呢？这份研究报告给出的答案是：受众，你所服务的人。

的确，比起机器的顿足不前，今年传媒行业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倒是成为了一个热点。业界越来越形成这样的共识：媒体要更深入地思考自己能给受众带来什么？用接二连三的坏消息轰炸受众的手机屏幕，真的好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看新闻而产生焦虑心理，因此患上“新闻疲劳症”，进而成为回避阅读新闻的人。

于是，“解决问题的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这个概念越来越普及。它指的是：不仅报道问题，而且报道人们为了解决问题而作出的努力和成果。这些新闻告诉我们：瞧，有那么多人在做着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丧，你也可以去做更多。

今年8月，谷歌在美国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在所有搭载了谷歌语音助手的设备上，你都可以对它说：“Hey Google, tell me something good”。然后，它就会向你播报一条符合“solutions journalism”定义的好消息。比如，底特律是一个因为制造业衰落而陷入凋敝的城市，有一则新闻说，当地的居民把废弃的停车场变成养蜂场，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类似的新闻还有：如何用电脑游戏来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城市规划当中来；冰岛用了怎样的方法来减少青少年饮酒的问题；佐治亚州立大学如何基于对过往数据的分析，来帮助学生的学业，避免他们退学……

谷歌官方解释说：之所以要推出这项功能，并不仅仅是想要减轻人们的压力和焦虑感，更是因为这类新闻对社会有积极影响，它们会激励我们更积极地去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关于“哪里有问题”的对话，更是关于“可以怎样变得更好”的对话。

这类新闻将人从“生存模式”（survival mode）转向“解决问题模式”（problem-solving mode）。在“生存模式”之下，我们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坏消息，在紧张焦虑之中疲于防守和抵抗；而在“解决问题模式”之下，我们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我们也知道可以通过怎样的路径去解决问题，我们互相激励，行动起来。

谷歌语音助手向大家播报的这些好消息，来自一个叫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的组织的筛选。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宗旨就是将提供社会问题解法的“solutions journalism”发扬光大。现在，这个组织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前不久，BBC总裁托尼·霍尔宣布：BBC也将在2019年引进更多solutions journalism的报道，呼吁更多人能够在关注问题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解法，关注人们的行动。

这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科技，但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对传媒行业的影响，可能并不亚于人工智能。

多元传播主体：压抑当中的机会

虽然2018年的传媒业总体氛围压抑，但依然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和项目。

从全球范围来看，对#MeToo运动以及相关性别议题的持续报道都是今年最重要的报道主题之一。今年4月颁发的普利策新闻奖中的最高奖——公共服务奖毫无悬念地授予了《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去年10月，这两家媒体揭发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丑闻的两则重磅报道，正式拉开了全球反性侵#MeToo运动的帷幕。

今年10月，在#MeToo运动一周年之际，各家媒体均推出了总结和盘点。彭博社基于美国案例的数据梳理显示：过去一年间在美国媒体上被公开指控性侵或性骚扰的人物达到429人。而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危机咨询顾问Davia Temin的统计是超过800人。从时间上来看，今年的新案件报道一直没有中断过。

《卫报》在今年10月的一篇总结文章中说：“me too”这个简单而有力的表达，促使社交媒体上形成的一种团结力量，帮助人们开始谈论自己的经历——这种经历不仅是充满痛苦的，而且被有意掩盖或无视了很多年。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被告知：不要谈论这些事。现在，这个禁忌的话题终于被摆上了台面，并且获得了全球性的参与。

在一些媒体，对于性别议题的报道已经常态化，并不止于调查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纽约时报》去年年底任命了一个新的“性别编辑”（Gender Editor）。在她的带领下，今年该报的“性别计划（Gender Initiative）”发展很快，成为别具一格的新版块。

科技巨头有点烦：平台霸权出现松动

总结2018年的全球传媒业，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角色，那就是手握各类平台的科技巨头。

上文提到，媒体普遍在“缺钱”的困境中挣扎。若论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责任人”，那就是以Google和Facebook为代表的科技巨头了，它们以一种近乎“降维打击”的方式摧毁了媒体依赖广告的收入模式。

2018年，科技巨头和媒体之间的力量差距依然是悬殊的。社交媒体平台依然牢牢把控着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媒体依然只能以寄人篱下的身份与平台合作，做一个话语权不大的内容提供方。科技巨头一声令下发展视频，媒体便集体转向视频；而当科技巨头发现这条路没有预想中顺利，准备掉转船头的时候，媒体蜂拥而上的“转向视频”战略便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尽管平台主导、寡头垄断的局面一时难以打破，但2018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平台不再是所向披靡、坚不可破的形象。这一年，科技巨头们实在是有点心烦。

在美国，Facebook的扎克伯格和Google的皮猜都坐上了国会听证席，接受议员们的长时间提问。虽然普遍老迈的议员们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质问扎克伯格为什么iPhone上会蹦出自己的照片，但是将他们推上听证席的，是议员们身后汹涌的民意。2016年美国大选中泛滥的假新闻、各大平台上愈演愈烈的仇恨言论、用户隐私被泄露的“剑桥分析”事件、谷歌为中国市场开发“阉割版”搜索引擎的“蜻蜓计划”，都成为人们对科技巨头们不满的原因。

今年3月，科技媒体《连线》杂志的封面人物呈现的是脸上伤痕累累的扎克伯格。它将Facebook近期的经历总结为“地狱般的两年（two years of hell）”。

在国会听证席上。扎克伯格对议员们说：“我们应该对我们平台上的内容负责吗？答案是很明确的：需要。”这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说法。他知道，“我只做一个平台，大家在平台上做什么跟我无关”、“我只专注技术”、“我只关心效率和连接度”已经很难充当挡箭牌了——公众不买账，监管者也不会视而不见。新媒体Axios和调查公司SurveyMonkey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55%）的美国人希望科技巨头得到监管，这比3个月之前提高了15个百分点。

在中国，几大科技巨头悉数被网信办约谈，多款流行app都遭遇了短期下架的处罚，今日头条旗下的“内涵段子”更是直接被突然关闭，网游因为成瘾问题面临监管大棒，腾讯等科技公司的股票价格显著下跌。尽管中国针对平台的管制措施是威权式的，但它和美国一样反映出的是：2018年，平台的政策风险显著上升。

在欧洲，针对平台的监管以立法的方式走在了世界前列。今年5月份开始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 GDPR）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隐私保护法”，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立法之一。它显著增强了对用户数据的保护，对平台使用用户数据的方式进行了诸多限制。在这个“数据即是石油”的年代，GDPR在保护用户权利的同时，也直接指向了科技公司的命脉。

立法是重要的，但真正的变化还需要全社会的意识觉醒、形成共识。今年11月，万维网（World Wide Web）之父Tim Berners-Lee发出了新的倡议：一个叫做#ForTheWeb的契约（contract）。这个契约旨在保障个人权利，减少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Tim Berners-Lee将其称为“万维网的大宪章”。

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是一份签订于1215年的重要文件，它的起因是对国王的反抗。大宪章对国王的权力进行了限制（任何人，包括国王，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确立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保障了贵族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并确保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它成为了日后英国政治秩序的基石，也对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启发，带来了深远影响。

类比之下，这份万维网大宪章的背景，就是对以互联网巨头以及某些国家政府为代表的力量进行反抗，对它们的权力加以限制，保障普通用户的权利和自由，并希望能够成为今后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准则。

Tim Berners-Lee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很多年以来，人们都觉得，万维网上美妙的东西将会占据主流，我们将会拥有一个更少争端、更多理解、科学更发达、民主更牢固的世界。然而，最近几年的新闻让人们感到幻灭。目前，科技连接起人性的方式是以一种反乌托邦（dystopian）的形式运行的。网络暴力、偏见歧视、意见极化、假新闻，很多东西都坏掉了。这个契约要做的就是让网络真正为人性、科学、知识、民主服务。”

根据Tim Berners-Lee的设想，这项“万维网大宪章”有三大目标：每一个人都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上网；每一个人都在网上感到安全、被欢迎；为每一个人赋权。这也呼应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那一幕：Tim Berners-Lee出现在场地中央，在键盘上敲出一行字，大屏幕上显示出“This is for everyone”。

2019年，万维网将迎来30岁生日。30年前，Tim Berners-Lee将自己的这项发明免费送给了世界，这是一份给每一个人的礼物。30年后，我们的数字世界能否恢复“初心”，能否以一个为世界创造更多美好而非丑恶的形象再出发？这也是广义的传媒行业需要共同解答的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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