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珊珊谈采访写作:“我很少会有收集够了素材的满足”

新闻实验室 201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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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131110,这是新闻实验室的第27篇文章

§本文归属栏目:#显微镜#

 

  最近,北斗网采访了《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林珊珊。林珊珊在实习时就因《少年杀母事件》备受赞誉,正式加入《南方人物周刊》后继续佳作频出。在这篇访谈中,她非常诚恳地介绍了自己的采访写作经历和心得体会。在读到“如果没有时间限制,我会一直不停地采访。在现在做的所有稿子里,我很少会有收集够了素材的满足”这样的句子时,我自惭形秽且真心佩服。我曾经好几次见到连续写稿很久之后的林珊珊,虽然面带倦容,但仍然能够感受得到她对选题的兴奋。我相信这种无法遏止的好奇心和对探求真相的持续坚持就是林珊珊最重要的秘诀。

  在征得北斗网同意后,我将这篇采访转载到新闻实验室,希望能对将入行或刚入行的媒体人带来启发。和实验室以往的文章不同,这篇文章并没有说什么新的东西,它的核心是成为好记者的不变的法则。

  ——实验室主人 方可成

 

 

《九号院的年轻人》:寻找对“改革”的思考

 

七星人物: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写《九号院的年轻人》这篇稿子?

 

林珊珊:稿子的采访线索是来自我们周刊一位记者杜强在采访三农问题专家赵树凯的时候,赵树凯先生送给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及了农研室。第一是感觉到他们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很开放,并且也没有人系统写过一篇报道。深入地再一看,发现现在许多人物都是从那里走出的,比如王岐山、周其仁、戴小京等等,九号院对于他们算是一个起点。

 

除此之外,我们想通过一群人的故事,呈现三十年多前的改革是如何启动如何发生的,并以此切口梳理三十年历程。这段历史带给如今这些被视为改革中坚的人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是否再次走到类似三十年前那样的改革关口?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通过还原这一段历史引起一些对改革再启动的思考。毕竟这三十年的变化真的太多太多。

 

但是因为当时觉得这个稿子本身虽然有价值,但是传播价值还不确定,所以暂时还没有做。

 

七星人物:也是因为中纪委最近一直是媒体关注点的原因?

 

林珊珊:中纪委比较火,但王岐山在政治文化中有其自己的独特性,比如他的个人经历等等,所以就存在一个天然的关注度。我们最初是想写一篇王岐山面临的反腐挑战(未发表),然后再做一篇王岐山个人的稿子,另一篇就是我想做的《九号院的年轻人》,因而这个稿子这时有了更多的新闻价值,所以就开始做了这个稿子。

 

七星人物:你刚刚提到最初拥有采访线索时觉得选题有价值但不确定有传播价值?

 

林珊珊:对,因为做记者我对“改革”这个主题一直都保持着关注。但是并不确定读者是否会对这样一个稿子感兴趣,忽然读到这个东西会不会感到奇怪。所以我就一直在等待一个新闻点,来保证他的传播价值,恰好后来我们周刊做了王岐山的主题。

 

七星人物:能分享下《九号院的年轻人》稿子产生的过程吗?

 

林珊珊:刚拿到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就去拼命看书去补充知识。毕竟这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想到这个自己也会有微微得紧张感,觉得它的采写会是一个呕心沥血的过程。的确,采访初期面临的难题很多,这么庞大一个机构该去采访谁,能不能采访到,之后又如何把一个个人物串起都是难题。除此之外还要了解当时的经济、农业的问题,包括当时的政治主题和背景,这都需要一步步来做。

 

最初信息量很少,也是边介绍边采访。最初采访的是三农问题研究学者赵树凯。他在当年也是一个从农村走出的孩子,在1978年之前觉得未来没有希望,后来大学毕业进入农研室后点燃了他在“农村改革”的理想主义,农研室撤消后,他依然在三农问题领域上深耕下去,是一个带有反思视角进行思考的人。通过受访人不断的介绍,我也在不断地寻找这些人中能打动我的人,采访开始两个月后,一些东西就渐渐成型了。到了最后我总共采访了大概15个人,收集到差不多足够的素材。

 

七星人物:其实农研所(即九号院)进行的改革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关系很密切。

 

林珊珊:对,当时整个的政治环境是比较开放的,比如我在采访中就接触了一些当年的地下刊物和民主墙的内容,但是就在农发组成立的同一个月,邓小平就下令把这些地下刊物都给取缔了,但依然允许农发组的存在。

 

还有像翁永曦这样在80年代很活跃的人,九号院当时的确把他们这样一些的新鲜人给吸收了进去,并参与了高层改革。这种机遇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他们需要绕过旧时官僚体制的高墙,去寻找支持他们的人,寻找新生的力量。不过我也有刻意去找一些体制外的人,展开另一条线索,最终这两条线索会在八十年代末交汇。

 

后来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与王岐山同龄的翁永曦,当时和王岐山一同被称为“改革四君子”之一,三十多岁即成为“中国最年轻副部级干部”。后来也可能是一些人出于对他的嫉妒吧,告发他曾在 “批邓”时期在报纸发表文章批过邓小平,翁永曦以后政治上就走得很艰难了。

 

七星人物:采访这些事情难免也会涉及一些敏感内容。

 

林珊珊:对,不过我在采访中很少会进行“自我审查”,那是编辑的工作嘛。采访中我是按照自己采访的线索来步步追索,但是到之后写稿时也会对敏感性内容进行一些修饰,会写的委婉一些,保留更多可以回旋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意识的话那结果可能就是全部被删掉。

 

七星人物:我们在读《九号院的年轻人》时都会被80年代的那种理想主义打动,你在采访过程中对这一点一定也有所体会,在被打动的同时你是如何保持客观的?

 

林珊珊:我在采访过程中会去倾听,发现那些受访人对那一段历史都是相当有感情的,你可以从他们的讲述与回忆中感受到一种真诚。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肯定是应该有同理心的,但是我们不能确定我们听完后的感受就是当事人的感受。在采访过程中始终是保持思考的。

 

对于受访人所讲的话的真实性一部分是需要你靠平时积累的知识来判断,但也有很多常识啊,比如你可以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动机是否合理,有没有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我在采访策划中就会根据当事人的性格与一些情理、事理上的常识来预测是否会有ABCDE种结果的可能性,这样就能保证不会被受访人“牵着鼻子走”,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受访人说话不容打断等等,所以难免还会有一定难度存在。

 

《少年杀母事件》:用不一样的角度报道人物

 

七星人物:很多人对你的《少年杀母事件》评价很高,说它给中国人物稿件的写作方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林珊珊:啊?是吗?我都不知道别人这么说。“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受到过系统的新闻训练,恰好我在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的编辑说他也想做一些文本上的实验,就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让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写,这才有了一些新的东西在里边吧。比如以前的人物稿件多会描写人物的行为举止,还原现场等等,这次我的稿子就会在一个“闭合式空间”里来写人物。

 

记者选取的报道角度也很重要。李海鹏老师曾在一讲座做过一次业务上的分享,他讲了一个《纽约客》在做朝鲜大饥荒的专题时,就选取了一个朝鲜妇女做饭的过程来表现饥荒的这样一个故事。这是很好的角度。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之前很有名的广州女检察官杨斌为被她起诉的一个溺死自己孩子的妇女辩解的事件。我在采访中就一直在寻找杨斌这样做的行为动机,然后就发现杨斌原本也是普通家庭出身,进入到这样一个系统内后,可能被“法律无情”、“拥有正义感”这样一种思想把她人性中的一些东西给遮蔽了。而溺死孩子的妈妈她本身被丈夫虐待、对生活感到绝望,所以看似是杨斌在帮助这位妈妈,其实是两者的相互救赎,是这位妈妈让杨斌心中的一些东西又被重新唤醒了。

 

因为有了这个角度,我就讲了两个人命运交错这样的一个故事,讲述她们两个是如何交往、相互改变的故事,来表现两个人在阶级鸿沟两边进行的一次互助式的救赎。在故事最后我也就选择了一个在被溺死女童一周年祭日的时候,杨斌与女童母亲一起在溺死女童的河边烧纸祭奠,后手拉着手走出黑暗中这样一个场景来结尾。所以总结来说,表现人物的角度很重要,有了角度的稿子就能体现出更多的东西。

 

再比如说《线人》那个稿子,如果没有观察、思考线人他是如何在警察与罪犯之间斡旋、生存的角度的话,那这篇稿子就只能是一篇揭秘线人生活的稿子,不会有对时代的思考。

 

七星人物: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读书读的愈多,看待人物的角度也会有所不同。

 

林珊珊:对,比如我在阅读很多小说后,就对我“理解人类的方式”有一些影响。在采访过程中,我也能更多地去理解当事人行为的动机,也能凭借着我的经验,更多地猜测当事人行为的可能性。

 

我觉得对人的分析是有捷径可走的。一方面是通过广泛的交往与阅读来了解、理解人。但也可以通过自我怀疑、观察与反思,通往自己内心的更深处来感受他人。你越了解你自己,就可以更大程度上认识他人。

 

当然,在这个阶段后的你了解了更多的知识,比如在《九号院的年轻人》中通过大量阅读后,就开始思考城市改革与八十年代末的动荡与农研室兴衰的关系,我们便能够找出不同的视角,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

 

你看不见的林珊珊——她和她自成章法的技巧

 

选题: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多元

 

七星人物:很好奇你的采访线索一般都是从哪里得来的?

 

林珊珊:大概有这么几个渠道吧:一个是新闻热点,比如《线人》、《少年杀母事件》都算是从热点新闻事件中得来的线索。另一个是与一些受访人交流时会得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刚才说过的《九号院的年轻人》就是我们周刊的一个记者在采访赵树凯先生时知道的一个线索。还有从朋友那里听来的线索。

 

对于刚开始做新闻的人来讲,往往做从热点新闻中得来的线索比较容易,因为这样的线索比较好找,并且新闻热点本身也有吸引读者的元素。但是受访人愿不愿意接受,如何找到新的角度呈现人物就是他们面临的问题了。

 

有时我也喜欢在看到一些纪录片资料后或者后,去寻找其中的主人公。比如我之前做过一篇叫《小城拳击队》的稿子,讲了四川一个叫会理的小县城中一位叫齐漠祥的拳击手的故事。他最初是在国家队,后来又打职业赛,最后回到县城,收了一批学生,希望通过拳击来改变他们“被安排”的命运。但是后来很巧合,一场世界职业拳击赛决定在他所在的县城举行,虽然当时他已经30多岁,但是他觉得自己是学生们的英雄,自己也想完成回归拳台的梦想,于是回到赛场,最后却惨败于一个20岁的日本人手下。其实我们平时很少去关注这些人,但他们拥有的热爱、深情却能打动我们,所以我才会有动力去采访他们。

 

我觉得记者对于选题一定要保持敏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选题,找到足以吸引自己去了解的人物。

 

七星人物:这似乎是一个很自我的过程,有没有一些客观标准可以衡量记者自己感兴趣的选题的价值?

 

林珊珊:记者拿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选题,在确定有基本的新闻点后去采访,采访中接触人物与事件后一定要去理解,理解很重要。比如《少年杀母事件》,我还可以通过这个稿子来表现网络对于青少年的戕害,《线人》这个稿子我也可以做成一个对一个少为人知的社会角色揭秘的稿子,但是我在采访中有我自己的理解,这样的稿子就能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我一直都相信一个人物是多元的,所以我在采访中会坚持去寻找一些新的角度来体现。在表现人存在的意义上,小说可能会采取一个更宏大的视角,但是新闻中的人物肯定都有其时代性,都等待着去探讨、思考新的角度。

 

策划:时代粗糙,所以我想探讨人与时代的关系

 

七星人物:你一般是如何来做采访策划的?

 

林珊珊:举个例子来说吧。在准备做《李开复的中国逻辑》这个稿子的时候,我首先在寻找要表现的主题。因为有关李开复的报道每年都有很多,李开复本身也不是一个感情很复杂的人物,大家所熟知他的东西已经没什么表现空间了。我就会去思考他这样一个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受教育的一个人,他会有的什么样的价值观,他所理解的中国是什么,他又是如何把握中美这些分歧,以及他怎样去适应中国的“规则”,这个过程中这些东西又是如何帮助他去成功的。但是你看他虽然是这么小心谨慎,这么理智的一个人,到最后还是不被一些人喜欢(指打击网络谣言行动中对李开复的批评),所以这又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于是我便想去表现他的“中国逻辑”在这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所以我就开始找在李开复的经历中与他的“中国逻辑”有关的东西:他是怎么形成、加深这一条逻辑,这条逻辑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最后这条逻辑是否被中国所接纳,这都在稿子中都有所体现。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主题策划。

 

这与人物特写不同,人物特写通过细腻的观察,描写人物的行为等来表现人物性格,这是很好的报道方式。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时代本身比较粗糙,所以我遇到合适的人的时候会想着用人物来表现这个时代的一些好或者不好的东西。这是我在做策划时就会确立个人与时代这样一个根本的点,再去细分一些出来。只不过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时代关系。

 

七星人物:如果是遇到自己不是很了解的人物与领域时会怎么写策划?

 

林珊珊:遇到这种情况我当然会去看一些书和资料,但如果不是必须如此的话,我还是会像刚才讲的一样,按照我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去做。之前我曾在广州采访一个研究博弈论经济学家,虽然之前我也有看两三本相关的书,但是我还是觉得做不到足以与他对话的程度。我本来想做一些关于他家族的一些东西,被他拒绝后只好硬着头皮来谈一些专业东西,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失败的采访。

 

再比如说李开复,虽然我自己对商业的东西不太熟悉,但是我的编辑当时建议我能去挑战一下我自己,做他在商业上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知识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东西,我不擅长,那在这一两个月中就很难保证我能做出一篇很好的稿子来,所以我还是按照我的想法来做了。

 

七星人物:在做策划的同时肯定会去约访,你一般是如何约访成功的呢,是因为《南方人物周刊》本身的影响力吗?

 

林珊珊:其实这也分情况的,对于一个不太了解媒体的人来讲,大家肯定是站在一个平台上了。但是对于一些本身具有很高社会知名我度的人来讲,那么你的采访就必须和他自身的需要结合起来。比如我去约访李开复时,一开始没有接受。但是后来他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全球100人之后,他便答应了。所以我在约访时也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该如何符合他的要求,让他答应采访。如果被拒绝的话,我只能是坚持着不断去约访。

 

采访:没有浪费,就没有精华

 

七星人物:你在采访中通常是如何取得受访人的信任,让他愿意讲述的?

 

林珊珊:换位思考。比如在做《少年杀母事件》时,少年的父亲刚刚经历过丧妻失子之痛,那我们去采访,提问他,让他回忆不好的记忆就有些不近人情。当时我就是先跟他说想去看看他,人家同意后才逐渐开始了解到这个家庭的过去。

 

七星人物:刚才你提到理解所采访到的素材很重要,那你在这理解中是如何找到采访的主题的?

 

林珊珊:我做采访大多都是抱着一个朦胧的想法,比如刚才提到要表现这个人与时代有怎样的关系,然后在采访过程中找到想要表达的东西。刚开始时会很乱,做很多无用功。比如我采访人物时就不会要求他去说我想问的东西,他想说什么就让他说什么,我对他说的话都比较感兴趣。这时就给了受访人一个很自由的表达空间,让他很舒服,如果这时再去问一些东西,就很容易得到信息了。如果没有前期的“浪费”,就很难有后期的精华。

 

我自己一个采访做下来我收集到的素材可能有几十万字,但到最后我用到稿子里的也才一万字而已。如果没有时间限制,我会一直不停地采访。在现在做的所有稿子里,我很少会有收集够了素材的满足。

 

七星人物:一个好的记者能在讲述人物的故事时很自然的引起读者的一些思考,这里有什么技巧吗?

 

林珊珊:其实我并不自然,我在写稿时会先写一个框架,然后像做填空题一样往里边填东西。我在稿子中写的每一句话都会打草稿,有时写到一句话不确定人物是否这样说的,我也会重新听录音,重新看材料。我也会想稿子中的每句话是在表达什么意思,它是否做到表意。这是一个很慢的过程,一个小时我大概只能写500字。

 

至于你说的引起思考的东西,我大多是通过细节来表现的。

 

七星人物:细节对于一个稿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采访中你是如何找到有意义的细节的?

 

林珊珊:找细节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我听说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化记者,他在采访海子父亲的时候,他就会让海子的父亲读自己已经自杀了的儿子的诗,这时受访人肯定会表现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的,他便会记录下来。但我一般不会参与到人物的行动里面去,我觉得在采访中能打动你的细节就是值得记下的细节。

 

如果是在一个快速写稿过程中,我知道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细节。那我就会一直追问对方,问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细节。

 

七星人物:那对于我们这些做人物稿的大学生,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林珊珊:我觉得多读小说很有用,它能帮助我们了解人性以及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就对人的心理描写的很深刻,很多我们平时忽视的生活经验,在他们笔下就会得到很有意义的体现,这对记者来说很重要。

 

你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稿子来传播价值观,或是采访看起来和自己很不一样的人,尝试去了解他理解他。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采写:欧阳银华 李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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