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完稿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整个人仍然处于恍惚之中，和去年结束高考时的状态有些相似。两个多月来的经历像是一场大梦，采访到深夜，担心选题做不好的焦虑，因为失眠而彻底乱掉的生物钟，听到和“地震”相关的字眼时出现的条件反射，以及改稿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的懊丧……我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这就结束了。

接下地震的选题，是在学期初的“新视点”选题会上。

周四开选题会是新视点的惯例，记者提出选题，大家再一起讨论是否有价值。我们衡量选题价值的标准是：关系到公共利益、具有新闻性和可操作性。

大一刚进入新视点参加培训时，前任主编学姐就告诉我们：眼光不要局限于校内新闻，不要因为校媒的身份限制住自己。新视点以深度报道为主，关注点更偏向社会上的新闻事件。武汉面馆杀人血案、武理研究生坠楼事件，我们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进行报道。一些值得被关注的人群和问题也会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与艾滋擦肩而过的医生们》聚焦艾滋病的职业暴露问题，主笔记者完全是通过在知乎上发私信的方式找到了采访对象。

汶川地震十周年属于重大的时间节点，而且对地震十年的纪念属于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议题，自然成了新视点的重要选题。但是，从哪个角度切入地震十周年纪念报道？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我很想趁清明节去汶川看看，十年过去，我想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但出于成本、安全和时间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这条建议最终没有被编委会采纳。

恰好那时冰点周刊推出了一篇名为《震后生长》的特稿，讲述何江萍在益童之家收养、照顾地震孤儿的故事。记者写到孤儿阿周二十多天没见何江萍，他叫道：“我天天站在山上喊你，全世界都听见了，就你一个人没听见！”读到这句话，那孩子的神情和动作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我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中了一样，深深地疼。

这个故事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我和编辑陈浩学长商量：能不能找一个好故事做一篇特稿？他建议我先在微博知乎贴吧等平台上查找，看有没有打动人心的细节故事。我搜索“汶川地震”“地震十年”等一系列关键词，但找到的很多故事都比较平淡，或者是已经有媒体报道过的。我没有找到满意的结果，选题眼看着就要被毙掉。

约访的技巧与坚持

我告诉自己：第二天再发最后一遍，如果还没有回复就不再坚持。没想到，最后一次申请发送三分钟后，我收到了李海鹏老师同意采访的回复，这时距离我第一次发申请信正好过去了一周。

之前听很多前辈说，做记者的脸皮要厚一点，要不断地去“磨”。我一直不是一个自来熟性格的人，在刚开始做采访的时候还会有些紧张和拘谨，直到现在这也是我很难改变的弱点。以前总觉得，发出的采访申请石沉大海比被直接拒绝更可怕，但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在采访对象没有明确拒绝的时候，厚着脸皮多坚持一下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意外的收获与些许的遗憾

最后，我们一共采访了15位记者老师，于4月底结束采访。

《南方人物周刊》的卫毅老师是我采访的最后一位记者，他当时刚刚发了川震十年回访文章《5月12日里的十年》。采访那天我状态很差，持续低烧并且嗓子生疼，特别担心状态不好会影响采访。本想换一个采访的时间，忽而想起之前有前辈说不认真准备和爽约都是对采访对象的冒犯，就还是硬着头皮打电话采访了。

没想到，最后采访的效果出奇的好。从十年前的地震经历到十年间的回访历程，我问的每一个问题，老师都会特别详细地回答，足足聊了4个小时。最后老师说：“刚刚写完稿子，还没有回到编辑部说，也还没有人来找过我聊这个话题，你们是最早的，我也是第一个和你说的。”

现在复盘，没有因为个人问题爽约是一个多么正确的决定，倘若调整了采访时间，采访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大部分采访都是用电话采访的方式，这是让我感到有些遗憾的部分，因为面采得到的信息是更为立体的。我认为一篇特稿应该有丰盈的细节，而一些关于人物神态、动作的细节很难通过电话采访获得。在读《南方周末》记者老师们的地震采访手记时，我看到南周当时提出的口号“无现场，不新闻”。这句口号不仅适用于汶川地震报道，在今天也同样适用。

写作与修改的得失

趁着五一三天假，我写好组稿提纲，大致定下了整篇稿子的结构。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千方百计进入汶川”写记者进川；“废墟之上的真实”讲述记者在灾区的见闻与经历；“不能忘却的纪念”写十年的回访；“十年：转型还是坚守”作为收束全文的部分。

写初稿的时候，我在图书馆泡了四天，对着三十万字的采访资料挑选素材、交叉验证。桌上摆着厚厚的一摞关于汶川大地震的书：《汶川地震168小时》《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灾难如何报道》《精神不死》等。写累了我就翻一翻书，从中找点灵感。

我上学期写过一些小的讲座稿和通讯稿，操作这样的长稿件却是头一回，担心写得不好会把选题砸手里。我的编辑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做题的过程中没少批我“采访提纲写得不行”“这个细节为什么不追问啊”。写稿的那四天，我情绪非常低落，太多人的“高度期待”反而让我有些手足无措。一向嫌弃我做事慢的编辑却给我下了这样的指令：不着急，好好写。我也就心安理得地磨着。交初稿是5月6日晚上，距离512十周年纪念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编辑读完初稿说“总体上挺好的，语言问题不大”，然后给了我一堆密密麻麻的批注和修订。被批注最多的就是“平淡”“不够打动人心”。写赵佳月老师来到聚源中学的那部分，我写道“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编辑在旁边批注“换成‘震住了’是否更好？”我重新代进去读了一遍，感觉确实不同。写到“教学楼的预制板中只有细铁丝”，编辑又问“有多细？细到怎样的程度？”对细节的刻画在稿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缥缈的观点和概述是不足以撑起整篇稿件的，真实的故事和细节才是文本的力量所在。

前期修改一直没有动结构，只在语言、过渡和选材这些细微的地方作调整。二稿征求了一些前辈的意见，有前辈提出记者十年间的转型是与整篇文章脱节的，建议我们要么把这部分拿掉，要么推倒重写，把记者在地震中的经历作为明线，把十年间的转型变化作为暗线。我和编辑都舍不得把这部分删掉，而且第二天就是512，若是这时重写就发不成了。最后，我们在结构上作了微调，把十年间新闻业的变化放在回访这一部分之前，读起来比二稿更为顺畅，但“脱节”的问题依旧是存在的。这也是这篇稿子给我最大的教训：处理结构一定要慎重，语言和细节这些小问题可以微调，结构一旦垮了就要推倒重来。

校园媒体的视野和品质标准

目前这篇稿子的阅读量达到17000+，稿件发出后，我收到了很多媒体人老师的认可和鼓励。感谢老师们的帮助。和十年前相比，时代已经变化了太多，记录这个宏大的议题本身就是一件让人产生成就感的事，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忠于现实地记录而已。

前主编李颖迪学姐在《此间的南周》中写过曹筠武老师的一句话：“就像一个姑娘21岁嫁了一个人，到33岁再看她，一定是过去十多年塑造的她，南周塑造了今天的我。”

我很喜欢这个细节，一定程度上，新视点也塑造了现在的我。一年虽然短暂，但足以让我变成一个具有新视点气质的人。借一位前辈的话评价新视点的话来说：“他们赋予理想国以生命，热爱自由与批判精神；视稿件质量为生命，严谨到每个标点，并以此为荣。”

在新视点这一年，我得到的不仅是关于新闻实践和操作方面的基本规范，更多的是切实的经历与感受。我去过武汉面馆血案的庭审现场，去过城市边缘的红钢城码头，见过两个底层家庭失序的碰撞，也经历过奔走各方信源而不得，最后选题被毙的绝望甚至痛哭……

我庆幸自己拥有这些闪闪发光的经历。哪怕做成一篇稿件需要经历太多的忙碌、焦虑甚至失望，我也认为回报是大于付出的，因为这些经历本身就是收获。倘若没有新视点，我对新闻的理解仅有书中空洞的理论却没有实践的支撑，四年之后我对新闻将仍然一无所知。我想校园媒体对于每一所高校的新闻学生都有类似的作用，它是新闻实操的天地，也会是情怀的寄放处和自我认同的支撑点。无论如何，在年轻的时候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怎么说来都是值得的。

有人认为，校媒的视野应该仅在校园之内，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不能因为校园媒体的定位局限了报道的视野，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议题同样值得校媒关注。另外，也不能因为校媒的身份降低报道标准，从采访、写作和修改等多个环节，都要本着认真严谨的态度，向一些高水平的社会媒体靠拢。

每一家校媒都有自己独特的样态，或小而精，或大而全。我想，不论形态如何变化，严密的逻辑链条，严肃的工作态度，严谨的采写方式，以及对待新闻的热情和不息的生命力，应当是校园媒体所共有的“关键词”。

最后想和每一位校媒人说的是：虽然新闻环境和十年前不同了，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没必要太早下了悲观的结论。写下这些和每一位校媒人共勉，愿我们一同前行，热血难凉，弦歌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