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真相”时代，做事实核查很难？太少人来做这件事？今天向大家介绍一群新闻传播专业的师生在做的事情，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启发——

事实，在泛着冷光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启动事实核查项目

老师说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郑佳雯

过去两周的中国新闻界热闹纷呈。一系列重大民生新闻搅动着这个安静许久的舆论场。汹涌的情绪、争吵充斥在网络空间，各执一词、互不妥协，从而形成不同群体之间难以弥合的意见鸿沟。这几乎是现在网络民意在公共事件讨论中的一个常态 ，也成为中国民间社会日益分裂的政治观点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意见极化之下，人们不禁产生巨大的悲观情绪，纷纷质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有没有互相理解的共同基础？

我们无意去探讨观点分歧背后根本的价值观冲突和利益矛盾。要指出的是——这个共同理解的基础，也即公共讨论的基础，应该是高质量的、相对准确的“事实”。如果人们的观点是基于错误的、歪曲的、子虚乌有的信息得出的，那这个观点的基石就是不稳固的。

但问题是，这个时代的新闻碰到的最尖锐问题却是：在最基本的事实问题上，人们都难以达成共识。

这些不准确的信息未必是假新闻（fake news） 。在社交媒体的人际传播中，这类信息更可能以“误传”、“讹传”、“夸张”等形式出现（misinformation）。某人说的一句话、某天发生的一件事……在爆炸的人际传播网里以一传百，以讹传讹，到达你的终端时，可能已经比原信息谬以千里。

无数似是而非、半真半假、碎片化的信息充斥于人们的记忆里。这不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而是全球范围的顽疾。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新闻业都面临着重新“认识”、“发现”和“报道”事实的挑战。而“事实核查”成为传统新闻行业对抗假新闻，重塑公信力的一个手段。新闻工作者认识到，要重塑民众对它的信心，必须提供高质量的信息，而最基本的，就是在谣言的迷雾中，帮助受众厘清线索、探索事实。

也正是出于同一动机，我们尝试将事实核查列入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实践中。今年年初，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本科生中开设了《融合新闻报道》的课程。课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向学生讲述“事实核查”的理念与实践 。在此基础上，我们在今年十月启动了《NJU核真录》这样一个事实核查项目。

尽管中国媒体对“事实核查”这个词所知甚少，它在很多其他国家已经成为新闻行业非常普遍的业务。诸如PolitiFact、Factcheck.org、Snopes是专门进行事实核查的网站，而CNN等媒体则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开设专门的事实核查部门。这些国外新闻同行的操作也为我们的尝试提供了借鉴。

首先，我们的事实核查旨在评估中国媒体新闻报道中的事实性陈述的准确性。这个陈述可以是来自政府官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其成员。我们也查验公众人物发表的关于事实的陈述，包括专栏作家、评论员、主持人等。这些陈述来自各种媒体平台，包括报纸、电视、杂志、博客、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发布过的十四期公众号文章里，核查过的陈述包括企业家刘强东、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时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等的发言，还核查过中央媒体、公众号所刊载的文章里提供的信息。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在“红黄蓝幼儿园”与“北京安全隐患大整治专项行动”两个新闻事件中，持续核查并梳理了围绕这两件事的一连串真真假假的信息，以帮助读者厘清最近这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哪些传言，这些信息的证据来自哪里，哪些信源相对可信，哪些又可能是虚假的。

事实上，每一则新闻里都包含无数可以被核查的事实性陈述。我们绝不可能对所有与事实有关的陈述都进行核查。因此我们只选择那些具有新闻价值、又在有限资源下有可操作性的信息进行核查。在做选择时，我们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核查的是文章中的事实性陈述句，而不是整篇文章。

第二，核查的是与关乎事实的信息，而不核查观点。这些事实性元素包括数字、比较、人物、复述、地点、时间点等。

第三，核查一篇文章中的核心信息。所谓核心信息就是那些有可能被其他人反复引用、转述，从而造成误读、误解的信息。一些因明显口误而造成的错漏不在核查之列。

我们认为，“真实”与“虚假”不是二元对立的状态。任何信息都不是非真即假的。它们只是有不同程度的准确性。因此我们避免使用粗暴的“真”“假”二分法来进行评估。但为了方便读者获悉我们得出的结论，我们仍对每则陈述的准确性进行量化评分。和PolitiFact的核查指数量表一样，我们使用的“南大新传核真指数”也是一个五点指数， 1代表真实程度最低，5代表真实程度最高。

这是一个初创的新闻教学项目，一切的规则、流程都还在磨合之中。无疑的，最近发生的两例事件为我们提供了练兵机会。而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充分意识到，事实核查最难的莫过于两点。第一，确定什么样的信源是可靠的；第二，对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筛选和判断。

这两个困难在“红黄蓝”的案子里尤为突出。正如我们在《红黄蓝事件十大疑云》一文中写道：在警方公布最后的结果之前，我们也不可能给出任何决定性的裁夺。而事实上，即使警方公布了结果，那么它是否就反映了完全的真相呢？孩子家长在采访中说的话准确性有多高？缺乏直接证据的信息应该如何判定其真伪？……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我们做的每一个判定。

因此，我们对每一则信息做事实判定的时候，都遵循一个基本准则，即：得出结论的过程比结论本身更重要！我们所做的事实核查，是向读者展示现有的证据，以及该证据的来源，并且根据现有证据做出暂时性判定。更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挖掘、整理、推理信息的工作，使得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变得更有意义。

这个准则也为我们的写作提出了很高要求。首先，我们要求必须清楚地标定信源。如果是来自当事人，就要写清楚来自哪个当事人；若是来自媒体，就要标定具体媒体。第二，我们将每一个信源都只当作信源之一来看待，无论是当事人口述还是官方信源，都不具有绝对权威性。只有当多方信源相互印证时，才能提高一则信息的可信度。第三，必须把得出结论的过程写得清清楚楚。作者必须告诉读者，你是基于什么信息，出于何种原因，做出什么判定。

在“红黄蓝”的案子里，学生们分析出这次事件中最引起争议的十则事实性信息。然后再去搜索每一则信息的相关信源。最后我们会发现，有的信息虽然流传甚广，但一直都只有一个信源，再也没有其他信源佐证。而有的信息则有确切的证据。最复杂的是那些似是而非的流言——多个信源提供了互相矛盾的说法，但均未提供证据。对此，我们编辑部成员会一起讨论、商定一个判定，以供读者参考。而在写作中，我们必须把这个判定的理由讲得非常清楚。

我的一个学生在写给《核真录》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没有预设，所以，对任何结果都不惊奇。这很好地描述了我们做事实核查的感受。

事实核查，本质上仍是一种新闻活动，客观性依旧是它的命门。发在《核真录》上的文章，不允许带有作者的私人情绪。我们只负责阐述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做出适当的判断和评估。避免情绪化、歧视性及带有人身攻击的用词。比如说，“打脸”、“洗地”这样的网络词汇在《核真录》的文章写作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同时，还要尽量避免模棱两可的形容词。

正如我们的标语所言——事实，在泛着冷光。在这个被热词、热搜、热度、热议所包围的舆论场，事实本身就是冷峻的。

事实核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时时刻刻沉浸在社交媒体上那些情绪乖张的文章中，不由自主地用张牙舞爪的网络词汇；情不自禁地排斥那些反对他们自己观点的信息；甚至他们在内心深处，都未必认可客观性写作本身。但是，这是我们这一代新闻教育者必须承担起的一个职责，因为我们肩负着培养下一代新闻人的重任。

学生说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6级本科生 胡雪菲

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有句台词：“这世间本应该只有黑与白，而现在却多出了你们。”

诚然，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无法直截了当地判断它们的是与非、对与错、黑与白，但始终有人对真相充满好奇，于是便有了事实核查。

我有幸作为NJU核真录编辑部的一员，见证了NJU核真录公众号的诞生和成长，看着它从第一篇文章的几百阅读量，到最近一篇文章的2W+，看着粉丝数从个位数一路爬升到四位数，不得不说，我心里确实有着小小的成就感。

同时，我也渐渐明白，想要做好事实核查，我们必须拥有高度的新闻敏感、对事实强烈的好奇心和客观专业的态度。

新闻是一个时效性非常强的行业，只有对可能成为热点的新闻时刻保持敏感，机会才会对你敞开大门。时刻保持好奇，是从学新闻第一天老师们便反复强调的准则。当然，如果想要做好一则事实核查，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感情左右自己的判断能力。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要身处其中又置身事外，要常怀悲悯但不因此失掉客观公允。即使所有的事实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也没有资格妄下结论和妄加评判。

因为这世间不只有黑与白，还有相当一部分，处在黑与白之间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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