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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14年9月8日，这是新闻实验室的第45篇文章

§本文归属栏目：#显微镜#（详细介绍国内外可资借鉴的模式与案例）

作者：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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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到美国读本科的话，就尽量来吧——这是我在美国大学担任本科生课程助教之后的最大感受。

当然，我的认识仅仅基于自己担任过助教的课程，也许不能推广到其他学科、其他课程。仅就新闻与传播学院最基础的入门课而言，我可以确定的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担任助教的“传播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iton），可以将我曾经在北京大学上过的“新闻传播入门”甩出好几条街。我并不是说北大的这门课程不好，但威大（相信美国其他排名前50的学校类似课程也差不多）的这门课程无论是结构设计、师资力量，还是具体的教学过程，都确实要胜出许多。

以下我将详细介绍“传播学入门”在一所美国大学是如何教授的，或许能为国内大学的老师提供一些参考和启发，也为国内同学的自我学习提供一些帮助。

课程定位：关注变革，面向全校学生

编号为Journalism 201的这门传播学入门，规模颇为惊人——近400名学生，11名助教。

↑能容纳400人的教室。图为期末考试时，学生被分散到了不同的教室中。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学生？首先当然是因为这是新闻与传播学院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程——或者更准确说，是申请进入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敲门砖。美国大学本科入学时一般不分专业，等到大二才做出选择。这种选择是双向的，学生向感兴趣的院系提出申请，院系则会提出一系列要求，进行遴选。所有申请进入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都必须上过传播学人门——当然，成绩不能太差。

除此之外，这门课也是全校学生的选修课，可以用来满足某一类学分要求。为了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各所大学一般都不会给学生100%的选课自由——你必须学点自然科学，学点人文艺术，再学点社会科学。在威大，传播学入门属于“Communiation B”类课程，这类课程的特点是有大量写作、演讲、讨论的内容，训练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

实际上，对于非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说，这门课的意义远不限于练习写作和演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门面向全校的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课程：教你怎么读新闻，怎么最有效地获取和使用信息，不被误导和欺骗。用授课老师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社会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深受各类媒体的影响：我们如何选择政治领袖，如何获知产品信息、做出购买决定，如何看待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对新闻和广告的批评分析，对媒体制度的知晓，对媒介效果的了解，这些对你今后的工作生活都非常有用，不管你会成为记者、广告从业者，还是商人、科学家、医生——更何况，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和公民，这些技能的意义不言而喻。”

这门课尤为强调当下正在发生的新媒体革命及其影响。和“数学入门”、“物理学入门”、“文学入门”不同，传播学入门需要应对的是不断变化的媒介图景，内容需要不断更新调整，同一门课在前后一二十年间的内容可能有天壤之别。不到一百年前，世界上还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仅仅二十年前，互联网才刚刚在美国开始普及。十年前，Twitter的意思还仅仅是鸟叫。但现在，一切都已改变，而这些都需要被纳入这门课程当中。

课程内容：斯诺登、大数据、新闻业的死与生

作为一门入门性质的课程，内容上自然是广而不深、杂而不精。但是，广和杂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明确的中心线索展开的。如上文所言，这样的线索就是在媒体变革的年代中如何批判性地理解媒体，如何掌握那些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生活都至关重要的技能。

第一节课上，老师请大家参与一个调查：新闻业死了吗？为什么？学生在课堂上即时打开网页投票（几乎所有人都会带着笔记本电脑来上课），结果显示：94%的学生认为新闻业没死。不过，大家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最搞笑的一个回答是“Cuz yolo”——“YOLO”是美国90后的流行语，“you only live once”的缩写，意思大概相当于“及时行乐”。

这当然是个无意义的恶搞答案。不过，等到学期末的时候再问大家这个问题时，大部分人都能头头是道地分析一番了。

除了新闻业的死与生之外，课程中最切中热点又极其重要的内容莫过于对斯诺登爆料的NSA“棱镜”项目和对“大数据”概念的讨论了。这两个章节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主题，那就是新媒体、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问题。关于NSA的讨论着重于网络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关系、网络监控的边界；关于大数据的讨论则在充分展现了大数据带来的新鲜可能性之外，也着重强调了今天我们的个人信息是如何被大量收集的，而这会带来怎样的隐忧。

在谈到NSA时，老师又在课上出了一道调查题：既然我没什么好隐藏的，那么我对网络监控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一开始，挺多人投票给了同意，但当两周的讨论结束后再回到这个问题时，投反对票的学生已经明显多了不少。

以我个人的观察，这种转变跟老师给大家布置的一项作业直接相关——这项作业要求大家到Facebook或Google上下载一个隐私文档，里面记录的是这两个网站对你个人信息的所有记录，比如Facebook上可能有你初中时上传的愚蠢照片，有几百上千的朋友联系方式，而Google上则有根据你搜索过的所有内容分析出的个人喜好。看到这些自己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内容，大部分人都在作业里写道：实在可怕！

从传统的视角来看，斯诺登和大数据都并不是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核心内容。但这两个案例实际上正代表了媒体变革的方向和由此带来的重大挑战。花两周时间进行探讨是非常值得的。

以下是2014年春季学期的课程大纲，从中可以一瞥大致的内容结构（之后的学期肯定还会不断发生变化）——

1. 导言

2. 媒体社会中的媒体变革

3. 美国新闻业的规范和伦理

4. 新闻与政治

5. 新闻业的变革

6. NSA、斯诺登和网络监控

7. 大数据：前景与隐忧

8. 期中考试

9. 媒介效果

10. 广告和危机公关

11. 公共领域

12. 媒体与社会

13. 电影与游戏

14. 性别与种族

每周有三篇左右的阅读材料，有的是书籍选摘，有的是深度报道，有的是经典学术论文，例如第一周的阅读之一是乔治·奥威尔的《我为何写作》，第二周的阅读之一是关于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的分析，第三周的阅读之一是甘斯的经典著作《什么在决定新闻》中的一章，第五周的一篇是关于波士顿爆炸案后社交媒体用户如何通过众包（crowdsource）寻找凶手，第十三周的阅读之一是我的最爱——《纽约客》上的一篇关于政客如何通过改变语言表述方式来影响民意的有趣文章（“The Word Lab: The mad Science Behind What the Candidates Say”）；第十四周的阅读则包括一篇关于女性在互联网上所遭受的骚扰的文章。

除了装订起来非常吓人的一大本阅读材料外，这门课有一本教材：《Blur: How to know what’s true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这本书的质量非常高，两位作者是相当资深的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曾经出版好几本经典著作，这本《Blur》是他们的新作，集中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素养：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怎样获知真相？前不久，这本书出了中文版本，书名被改为《真相》，译者包括密苏里大学的孙志刚和人大的刘海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不过，英文原书的语言很浅显，如果想顺便练习一下英文，直接读原著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谈到社交媒体和数字营销时，老师播放了PBS的一部纪录片《Generation Like》。片子讲述了年轻人如何使用社交媒体，以及精明的商家如何利用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营销，颇值得一看。

课程组织：繁多的作业和看重分数的美国人

授课老师方面，这门课的老师每年一换，基本是由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轮流担任。除了主讲老师外，还有很多嘉宾，既包括学院内的其他老师，也包括来自业界的重要人物。上学期的嘉宾之一是麦迪逊的前市长，他阐述了数字媒体在政府公共服务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

每个主讲老师都有自己的研究重点，因此授课内容也会有针对性的微调。今年的主讲老师曾经在互联网业界从业多年，她本人就是威大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开发了威大的第一个网站。因此，课程内容中也就更加强调数字媒体的影响了。

老师每周上课3次，每次50分钟。400人的大课，效果自然不会非常好，因此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分成18个人的小班，参加由助教负责的讨论课，每周75分钟。每个助教负责2个小班，每周还要给出至少2小时的办公室答疑时间。

讨论课的主要内容是学生轮流针对当周的阅读材料进行4分钟的演讲，每周两人，分别对应两篇阅读材料。讲完之后，随机抽取另一名学生对其演讲内容进行2分钟的概括和点评。每名学生的演讲都会被录下来，学生课后需要观看并作出点评和反思。讨论课上的演讲结束后，再由另两门学生带领大家讨论阅读材料，每一轮讨论至少10分钟。助教的作用则是协助讨论，并对阅读材料针对性地进行一些重点讲解。

除此之外，讨论课上还会进行小测验，内容取自当周的阅读材料和时事新闻——既然是一门关于媒体的课程，当然需要保持对媒体的关注和使用了。不过，遗憾的是，不看新闻已经是全世界年轻人的共同特征了，即便是选了这门课的学生，能够准确回答时事问题的人平均下来也不到一半。

或许回答填空、选择这样的客观题从来就是美国学生的弱项，而在主观题上他们则往往应对自如——不管是书面的小文章，还是口头的演讲和讨论。这也与他们从小接受的训练有关。

这门传播学入门的一大特征是作业繁多。除了课上需要完成的演讲、讨论、小测验之外，课后作业还包括七篇500个单词的小文章和两篇1000个单词的分析文章。这两篇长文章分别需要提交初稿和终稿两个版本，中间还要进行peer review（同学之间的互相评议）。当然，还有期中和期末考试，以及平时的考勤。

除此之外，学生们还有一些获得少量附加分的机会，其中一些是参加由学院老师或研究生组织的调查和实验，另一些则是发Twitter——每发一条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推文并且附上相应的标签，可以获得0.1分，最多可以获得1分。

之前在国内的时候，以为美国学生都是相当“素质教育”的，不看重分数，只看重个人能力的提升。但到了美国当助教才知道，原来美国学生对分数的重视程度比中国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所有助教都会遇到来讨要分数的学生，因此还专门出现了一个短语来形容这种行为：grade grubbing。的确，无论是申请校内的热门专业（比如商学院），是日后申请研究生，还是找工作，GPA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美国人怎么会不在意呢？

这门课的所有分数都是由助教给出。也正因为此，怎样设计合理的分数体系，并且在不同的助教之间保持相对的均衡，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个星期的课程开始前，助教和老师都会开一次会，讨论课程内容、作业给分等具体事宜。

总的来看，即便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学了6年新闻、做了3年记者，并一直在新媒体平台上活跃的人，担任过这门课的助教后依然觉得从课程内容中获益匪浅。其培养目标的明确性、关注话题的前沿性、课程组织的严密性，都能给国内的同类课程带来启发。

后记：

我刚刚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转学至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读博。从中西部的公立大学到东海岸的私立大学，个中异同来日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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