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可成

在美国的几位国父中，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最“不务正业”的一个了。在政治上，他先后参与起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担任美国第一位驻外大使；在政治之外，他是依靠印刷和报纸生意起家的成功商人，是放风筝研究闪电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是著名大学、医院的创始人。

在富兰克林担任过的所有职位中，他从事时间最长的不是大使，也不是商人，而是“邮政局长”（postmaster）。他从 1737 年开始担任费城邮政局长，直到将近四十年后的 1774 年，因为被发现是个革命者，被英国殖民者从殖民地邮政局长的位置上赶下台。

富兰克林对邮政工作格外偏爱，是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这当然不是指他自己可以免费寄信这种蝇头小利，而是说他发现了邮政和他家族的产业——报纸印刷出版之间的联系。曾经，殖民地时期的邮政局并不热衷于担当报纸的发行渠道，甚至会因为不喜欢某些报纸的内容而拒绝邮寄。富兰克林出任邮政局长后，很快制定了一项政策：任何出版商都可以通过邮局发行自己的报纸，邮局不仅不会干涉，而且还在邮费上面给出了非常优惠的折扣。

这一政策不仅带来了报纸出版业和印刷业的繁荣，也让邮政系统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大大提升。富兰克林非常敏锐地认识到：要想获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掌握信息传播的渠道。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就是信件。因此，邮政局长这样一个现在看起来非常普通的职位，在当时成为富兰克林积累财富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尽管富兰克林制定的邮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私心，但政策本身带来了相当积极的公共影响。在哈贝马斯笔下，欧洲式的公共领域是在咖啡馆和沙龙里形成的。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Paul Starr 在《媒体的创造》一书中认为，在邮政系统中来来往往的报纸和信件，塑造了美国式的公共领域，增进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了解，激发了公共讨论。

富兰克林去世后，另一位重要的早期革命家 Benjamin Rush 签署了《邮政局法案》，进一步塑造了邮政系统的重要性。这项法案除了规定公民的信件享有隐私之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再次降低了报纸发行的成本。在富兰克林时代，报纸的邮费虽然有打折，但还是要根据重量和邮寄距离来计算。而在《邮政局法案》之下，决定邮费的关键因素不再是重量和距离，而是所寄物品的用途：如果是私人信件，则邮费很贵；如果是公共内容（以报纸为代表），则邮费相当便宜。这相当于是在用私人信件的邮费来补贴报纸的发行。

法案颁布后，有统计显示：1832 年，邮政系统所寄送的邮件里面，95% 都是报纸——而在邮政局的总收入里面，只有 15% 来自报纸。在巨大的邮费差异之下，当时的美国还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些精明、吝啬的人，为了享受寄报纸的优惠价格，便在报纸上的特定字句下面划线或打洞，以这种方式来“写信”寄给家人和朋友。

《邮政局法案》也让邮政系统蓬勃发展。1831 年，美国政府雇员里面有四分之三都在邮政系统工作。有人打趣说，当时的美国各州政府不过是附属在邮政系统上的一个小部门而已。

自富兰克林开始、延续至《邮政局法案》的这一套公共政策，是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成功典范。它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至少在信息传播的系统中，公共政策的手是肯定存在、而且有必要存在的。即便是在非常警惕政府干预的美国，国父们也在通过公共政策来影响和塑造信息传播的系统，而非放任其由市场调节。

但是另一方面，政府的手如何调控，具体的信息传播政策如何制定，也是极端重要的问题。早期美国邮政系统的政策成功之处至少有两点，一是对各类内容的传播都提供自由的平台，二是为公共性内容的传播提供经济上的补贴。在如今这个新闻业面临巨大经济危机的时代，我们也越来越需要一套良好的公共政策来挽救优质、严肃内容的生产者，保护我们的公共领域。

（本文原载《南方周末》自由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