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来信】媒体与政治的纠葛

新闻实验室 2013-03-25

「这里是方可成的新闻实验室,微信公众账号newslab

「本文首发于2013325,这是新闻实验室的第9篇文章」

 

  【导言】前几天,我以英国新的媒体监管协议为由头,简单讨论了媒体自治的问题。(如果没有读过,回复8即可阅读)

  以下这篇文章,是我的师姐、目前在格拉斯哥大学读博士的徐笛应邀为“新闻实验室”撰写的。她对英国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对英国新闻自由史以及媒体与代议制民主之关系的介绍非常具有启发性。

  感谢徐笛成为新闻实验室的第一位特约“科学家”,期待大家的投稿。

  ——实验室主人 方可成

 

 

权力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力

 

□徐笛(格拉斯哥大学)

 

“媒介为监督公权力,使其守信守责而存在,而当媒介自身失信失责时,又当如何?”

 

这是一道雅思口语新题,在电话窃听丑闻曝光后入题库。随后,电话窃听又被搬上话剧舞台(话剧Enquirer)。媒介的权力边界,政治与媒介的纠葛,已超越专业社区,成为全英人民关注的议题。历时一年有余,英国人的解决智慧是新建法律框架下的规制机构,惩戒纸媒违规行为,并可处最高达百万英镑的罚款。

 

这触动了这个老牌民主国家最敏感的神经——新闻自由。如潮的反对声认为这危害新闻自由,甚至有人称之为史上最危险时刻。欧盟相关机构也发言,期望英国政府不要破坏享誉三百余年的新闻自由传统。

 

实际上,即将新建的机构有多大的惩戒效用还未知,况且媒体还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受其约束。邮报集团、电讯报集团等都审慎地表达了“关切”(一种不愿被规制的外交辞令)。经济学家杂志则公开声明不会加入被管行列。为什么在某些国家看来甚为温柔的规制手段,在英国却遭如此反弹呢?这要从英国纸媒的传统说起。

 

纸媒自由是新闻自由的代名词

 

毫不夸张的说,没有任何国家的纸媒可像英国纸媒这般自由。贬损首相,甚至“合理想象”都不会招致大祸。也很难找到像《太阳报》这般坚持不懈发三版女郎的报纸。卡梅伦曾自嘲,如果某日他在地铁上应邀与路人甲(女)合影,太阳报会说卡梅伦与失散多年的私生女重逢,而泰晤士报会说卡梅伦为拉选票而作秀。公众对纸媒的宽容很大程度上缘于纸媒为争取新闻自由所做的巨大抗争。

 

自十七世纪中期开始,英纸媒便开始了长达两百多年与政权压制的抗争。值得一提的是,激进报刊(radical press)曾领风潮。该类报刊靠发行支撑,无广告,拒绝缴纳各项税费。其员工与读者都来自工人阶层,员工基本义务劳动,读者也义务供稿。英雄色彩般的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星法院法令(即特许出版令)于1641年取消,纸媒执照令于1694年废除,知识税(即广告税、印花税与纸张税的综合)于1861年取缔。由此开创了press freedom的时代,任何人均可办报,纸媒自由也成为新闻自由的代名词。自由的神话和权威也使得政府一谈纸媒规制便噤如寒蝉。

 

实际上电话窃听并不是纸媒第一次触礁,2007年威廉王子膝盖受伤被曝,即缘于《世界新闻报》窃听了王室成员的语音信箱,该报时任总编库尔森辞职,但其后不久,他便走马上任卡梅伦的宣传顾问(spin doctor)。那为何电话窃听直至4年后才引发如此影响呢?

 

媒介的权力

 

当时正值默多克新闻集团意图收购英国天空电视的关键时刻,举国上下正激辩是否给予默多克更多垄断权力,政坛相关大臣都发出了隐晦的支持声,电话窃听适时地发酵了,并购案被搁置。一名《金融时报》资深员工评论说,默多克低估了其竞争对手反对并购案的决心。

 

实际上,窃听新闻当事人电话、聘用私家侦探跟踪当事人是英国小报的拿手武器。2006年调查显示,至少305名记者聘用过侦探。窃听事件之初,仅有《卫报》、《金融时报》等几家质报(quality paper)报道。小报无一报道,因其自身不净。当英国媒介普遍认为此事将不了了之时,《纽约时报》数月的调查震惊了英国,窃听失踪少女家人的电话戳中了英国民众的神经。

 

问题是:小报何以如此胆大呢?除了前文讨论的历史原因,也可以从媒体与政治的纠葛中探出端倪。

 

代议制民主制度中,媒体的重要作用在于为选民提供可靠、有价值的信息,由此选民便可在投票站做出合情理的选择。一句话,即媒体影响选票。《太阳报》曾公开宣称是其帮助布莱尔走进首相府。但也有调查显示,媒体报道并不影响投票。更深一步,我们可以说,当镇压与武力不再是统治工具,大众说服(mass persuasion)便登场了。卡梅伦需要库尔森这名“漂白高手”帮助其利用媒体说服大众,支持他的政策,打击政敌。由此媒体的权力边界也在扩大,而这种权力能仅靠自律规范吗?

 

我们能不能依赖自律?

 

从目前来看,自律是失败的。英国并不缺乏纸媒自律组织,全国记者协会(NUJ),报业投诉委员会(PCC)都可以处理针对纸媒的投诉。但前者表示,记者希望该组织代表其利益,而非指手画脚,所以该组织喜欢“提倡”而非“惩罚”。后者在成立的第一个十年内,共收到了约23000个投诉,仅有3.8%获得裁决,其中1.6%的投诉获得支持。

 

PCC的表现,我们或可预料新的报业监管机构能有何作为。而如若新的监管机构流产,纸媒又当如何呢?

 

2006年英国一项职业信任度调查显示,医生信任度为92%,教授为80%,警察为61%,记者与政客“分享”倒数第一名,信任程度仅为20%。当公共信任成为新闻业最稀缺的资源时,自律不仅是为了自由,更是为了自救。

 

(作者新浪微博:@一头洋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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