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手里没有魔笛
但我们可以在这年代里做些事情

栽出千万花的一生，四季中迳自盛放也凋零

走出千万人群独行，往柳暗花明山穷水尽去

作者／方可成

作为“新闻实验室”的主人/主任，我对“实验”二字自然是钟爱有加。

6月3日，我在深圳做了一次线下实验。合作方正好也是个“实验室”——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学生组织“未来媒体实验室”。活动的主题，简单来说就是：设计实验，改善我们的信息环境，对抗假新闻和标题党。

活动当中，我播放了张悬在“一席”上的演讲片段——主题同样是“实验”。

视频在下方，整场都很值得听。现场时间有限，我播放的是21:40-24:15的这一个片段

张悬说：

你们都是学生对不对？希望我讲的话有一点点作用，对你们来说有任何用得到的地方，也可以让你们在不同的城市里面，也像癌细胞一样扩散。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癌细胞，把一个坏掉的身体给吞光，但是产生一个非常强韧的城市的新的灵魂。

我在鬼扯对不对？

这是我这几天最大的心得，就是说……你知道周星驰有一句话影响我很深，就叫做“坏人奸，好人要更奸。”你们知道这句话吗？我们在台湾看电影的时候都会听到这句话，《九品芝麻官》嘛。这句话就让我每一次在做事情的时候都会一直在想，到底怎么样更奸。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generation其实永远可以思考的问题。

其实它是无所谓奸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比坏人看得到坏人——也就是说不为别人跟自己着想的人，我们都简称是“坏人”好了——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想要发生的一些好的事情、好的现象有一些期待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比别人、不在乎这个世界的人看到更远的几步，于是我们也许可以更超越地去看待它更大的前景。也于是我们做的每个决定，其实都不是为了当下小小的利益，也不会畏惧当下小小的所谓的孤独或不被了解。反而是用更宏观或更开朗的心情，去让一些事情发生。也许这个就是“坏人奸，好人要更奸”的第一步。

那接下来的手法就是做实验了。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要放弃做实验。我相信，因为实验的关系，我们可以一定可以找出上一代根本不被允许去找的一些新的答案，然后用新的方式，于是我们有一些新的结果。

坏人奸，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些向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倾倒垃圾的营销号、造谣号，手法越来越精明，也越来越低下。

好人要更奸，我们还没有看到很明确的办法。所以，播放完视频之后，参与工作坊的三十余名同学分组设计了对抗假新闻和标题党的方案，他们提出了好几个很有想法、很有价值的计划方案。

在简要介绍他们的方案之前，先提供一下我在当天活动的第一个小时中所做的讲座内容整理。

“假新闻”是一个不精确的概念

谢谢徐泓老师，大家好。刚才徐老师讲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她说我们今天的工作坊就是一个实验，其实这个活动内容的关键词也是实验。这个活动的形式，我得承认之前我也没有试过，所以把大家当作小白鼠了。在这个实验中可能会有问题，可能会遇到困难，可能会失败。但不论结果如何，我觉得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特别是，如果大家这次积累了实验的经验，能把这种类似的实验继续进行下去，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去其他地方，不管是我来做，还是今天参加这个实验的大家去组织自己的实验，都可以，像癌细胞一样扩散。

特别说一点，今天在这儿来参加工作坊的各位，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我觉得多元化非常重要，做实验能不能产生新的想法，能不能产生新的项目，能不能有些新的可能性，可能关键的就是我们这群做实验的人是否多元。如果都是同样背景、同样出身、同样想法的人在一起，很可能就不会产生特别激动人心的东西。今天来的，从各位的报名资料来看，一个重要部分是汇丰商学院财经传媒项目的同学，还有一些从广州、珠海等附近城市来的大学生，而且还有一些已经工作的朋友们，包括一些在深圳特别有代表性的企业工作的，比如像华大基因、大疆创新。当然还有隔壁友校的同学，清华的、南科大的——我之前就非常希望有南科大的同学报名，我记者生涯中最最重要的报道就是对南科大的报道。而且我们今天既有在国外留学的中国人，又有在中国留学的日本人——有一位在复旦大学交换的日本留学生，专程到深圳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还有深圳中学的高三学生——年轻人的参与特别重要，深圳中学本身就在做很多教育方面的实验。

大家动手实验的部分在后半部分，我先给大家的实验做一个背景性的介绍：为什么我们的信息环境变得糟糕。

首先，大家同意这个判断吗，大家觉得信息环境糟糕吗？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觉得糟糕的同学请举下手。

（大概一半的同学举手。）

那有没有觉得还挺好的？

（零星举手。）

为什么会觉得还挺好的，正面的因素在哪里？

（同学：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糟糕，就是还没有到一个点。）

嗯，毕竟还有新闻实验室的存在——开个玩笑。

我们今天的信息环境的确有很多积极的因素——从量上来说，信息极大丰富，几乎什么内容都能找到；此外，大众的表达渠道比以往丰富很多，不再被少数精英垄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靠谱的机构在不断提供优质的信息，例如非营利的维基百科，例如商业化运作的果壳网等。

但不论说信息环境糟糕还是良好，都是很大的判断。我想说的是，不能简单流于这种概括性的判断。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深入问题的话，还是要把这个问题的细节看清楚。

下面我们就来细致地看一下今天的信息环境中不好的东西。

首先当然就是假新闻，fake news。从去年开始，这个概念就开始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更是媒体界、新闻传播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但是fake news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在美国的语境下，很多人认为它指的是一些极右翼阴谋论的网站，比如在大选期间制造了一些关于民主党候选人的谣言，说她杀了很多人，办了娈童俱乐部等等这些事情。但是在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又会攻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是fake news。

所以，两派用的是同样的一个词，但是他们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个词在欧美已经被“武器化”了——双方在互相攻击时，都用“假新闻”这个概念来炮轰对方。

那么，在中国的话，假新闻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家可能太年轻了——之前几年有个叫《新闻记者》的杂志每年的一个年终策划非常有名，就是年度评选“年度假新闻”。从这个角度上，《新闻记者》杂志所关注的中国的假新闻，更多指的是主流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事实差错。这份杂志评选这个榜单，是希望可以帮助规范这个行业的发展。

但是在我们今天这种环境下，可能大家又不关心这些主流媒体发了什么事实有差错的新闻了，因为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假新闻，绝大部分是社交媒体帐号制造的，并不来自传统媒体。而我们通常吐槽的健康养生谣言，和前几年立法规定的“谣言转发500次入刑”所关注的谣言，又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即便是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下，“假新闻”也是一个很不精确的概念。

好内容也可以利用标题党促进传播吗？

不管假新闻的定义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假新闻给信息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除了假新闻之外，我觉得标题党也可以算是一种“信息雾霾”了，因为它其实是在消费大家的注意力，促进了内容的“煽色腥化”（sensatinalization）。有人说，大家在微信朋友圈里面看到所有的标题都是在说一件事情，所有的标题都是冲着你喊：快点我！快点我！这个更多是微信产品设计的问题，在朋友圈里面只能看见标题，你看不到它的摘要，你看不到它的关键词，你看不到它的作者和出处，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只有通过标题才能吸引一点关注。

（我在讲座过程中没有针对标题党展开论述，课后有人提出疑问：到底什么是标题党？标题党一定是坏东西吗？徐泓老师还跟我分享了她前两天在澳门开一个非虚构写作的会议上时听到的案例——One实验室曾经发过一篇文章《特稿|传奇古典谋杀的终结》。文章内容很好，但是点击量不过一万多。有人说，这篇稿子如果起个标题《你死后猫马上开始吃你，狗要饿得不行了再动嘴》，阅读量立马就会高得多。所以，好内容也应该使用标题党，这样才能让优质内容传播得更广。

但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原因有三。

一是，优质内容的读者往往更为挑剔，对标题党的容忍度更低。我在新闻实验室公号上曾经试过用标题党为好文章引流，结果引发不少读者的不满和批评。因此，优质内容用标题党，往往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二是，比下限永远比不过营销号。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营销号本来就不顾节操，但认真写字的人很难真的完全放下身段吧。

三是，如果所有人都加入标题党竞赛，那么整个信息环境将更加糟糕。一个所有标题都是《你死后猫马上开始吃你，狗要饿得不行了再动嘴》这种风格的世界，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信息环境糟糕的原因之人心

（这里有一个头脑风暴的环节，在此略去）

关于信息环境中的假新闻和标题党泛滥的原因，我自己总结了几个方面的原因。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出自我们的人心。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是：我们喜欢看假新闻，或者我们喜欢看某些假新闻，我们也喜欢看某些标题党，喜欢看某些垃圾信息。所以，它们之所以在那里，根本上说还是因为我们喜欢看。这种心理上的成因，可以从一些进化的理论来解释——我们“智人”这种物种在远古时代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脑子有一些倾向，有一些偏见，比如，我们对周围的风吹草动、细小的威胁很敏感，因为那时我们需要随时躲避大自然的危险。我们的脑子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就需要最有效、最快速地选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虽然现在我们的时代进化得非常快，可是我们的脑子进化得特别慢，所以导致了我们还是用远古时代的那种充满了偏见的脑子来应付现在的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脱钩的情况。

这里有一张图，做得很好看，是总结人类“认知偏见”的图（出处：https://medium.com/thinking-is-hard/4-conundrums-of-intelligence-2ab78d90740f）。这些偏见怎么形成的呢？有4个大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原因就是右上角说的：我们周围的信息太多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有所选择。比如，如果有一些信息，我们已经知道了或者说脑子已经有印象了，那我们就可以优先把这些信息选出来。那么这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实际上你是选择性的接受信息，然后用这些信息来加深自己固有的一个偏见，那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负面的后果。

再比如说，就是我刚才说的，人对于变化的东西是特别敏感的，那这样的情况就导致什么，就是你可能在某些阴谋论或者标题党的操作里，它就可以利用人类对这种变化的敏感去进行一些信息的扭曲和操纵。

我在开始的时候说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信息极大丰富的时代，或者说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之前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信息社会，人类就可以在信息海洋里面如鱼得水。但后来大家发现，我们其实不是如鱼得水，而是信息的海洋快把我们淹死了。我们不是鱼，我们没它们会游泳，没它们会潜水。所以，信息爆炸其实往往意味着垃圾爆炸——当这些信息过来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其实是没有太好的机制去选择好东西出来的，只能靠那些远古时代而来的偏见进行筛选，这就会导致你很容易就被垃圾信息给淹没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你要为了不让自己被这些垃圾信息淹没，你就需要主动去抗击这些既有的偏见。你需要脑子特别使劲地去抗击这种倾向，你需要不断的付出努力，可能你脑子里消耗的某种糖会特别多，那是个特别累人的事情。但是我们人是很懒惰的一种动物，怕累。所以，人类脑子的固有偏见加上新的信息环境，就容易导致糟糕的后果。

上面提到的是形成认知偏见的第一大类原因，还有其他几类原因：意义不够；我们需要迅速行动；需要挑选记忆的信息。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社会心理学方面去理解这个事情，如果想要改变现状的话，其实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入手。

信息环境糟糕的原因之技术

下面谈谈技术方面的原因。技术当然非常重要。刚才说了，人类一直是这样，脑子进化很慢，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没有特别多谈假新闻，没有特别多谈垃圾信息、信息雾霾的事情，而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在最近才谈论这个事情？那显然是跟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有关系的，跟社交媒体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之前有一个词非常流行，叫做赋权（empowerment）。很多学者观察到，新的数字技术可以让人变得更加强大。但是，技术给你赋权，让你可以去做一些积极的事情的同时，其实也给每个人赋权去做一些消极的事情。比如说，技术赋权下，在社交媒体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声了，所有人都有自己的麦克风了，但你发的声音也可以是好的声音，是给公共讨论、民主价值带来贡献的声音，也可以是不好的声音，是喷子、骚扰、霸凌的声音，生产的是垃圾性、误导性、攻击性的信息。

说到技术，自然要谈算法。很多人批评算法使得信息环境变得单一、计划，我们谈论非常多的“信息茧房”、意见极化等问题，的确跟算法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也不能说算法就是非常坏的事情，因为算法它本身是怎么写的，完全取决于人的思路。比如你是自由派的，我的算法可以给你推自由派的东西，但也可以写另一个算法，变成：我发现你是自由派的，那我就故意给你推一些保守派的东西，让你接触的观点更加多元。所以算法表现如何，完全取决于你想用它实现什么样的目的。

信息环境糟糕的原因之新闻业危机

信息环境变差，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全球性的新闻业危机。

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国最近几年优秀的调查报道已经少了很多。这跟传统做调查报告很强的媒体——比如说我曾经服务的南方周末——在经济上的衰落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新闻业危机了，所以优质内容供应也变少了，相对比例自然就下降了，没那么多好东西在那了。所以，如果我们想改善信息环境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去想一下，如何去支持这些生产优质内容、生产新鲜精神食粮的这些人。

新闻业危机的原因根本上来说是既有商业模式的崩溃。原来，媒体里面的商业模式是二次售卖和捆绑销售。二次售卖说的是，先把内容卖给读者，再把读者卖给广告商。但是这样一种广告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崩溃了。大家原来会想，报纸内容可以移到网上去，那广告也可以啊。但实际上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网络广告绝大部分都被互联网巨头拿走了，只有零头到了传统媒体手里。在美国，巨头是Google和Facebook；在中国，则是百度、腾讯、今日头条等大平台。所以，媒体想复制原来的二次售卖模式，在互联网环境下是不可能了。

捆绑销售指的是什么？我们原来买一份报纸，其实有时候是出于非常不一样的需求。一份报纸里面有好多版面，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育的，可能很多人只是为了看一下体育赛事的情况或者去看一个明星的新闻，他不得不买了整个一份报纸。在这样的情况下，没那么多人关注的，比如说严肃的、思想性的内容，它也一道被捆绑出售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一种可以被称为做“补贴”的情况——这个补贴不是政府补贴，而是那些娱乐性的、更吸引眼球的内容去补贴那些不那么受关注的、但却有非常重要社会意义的内容。这个补贴是发生在同一份报纸里的。但是互联网时代却打破了它，大家知道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就是垂直的市场、细分的领域，我单独关注体育或娱乐的公号就够了，不用连带为其他内容买单。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严肃的内容就得不到补贴了。

全世界的人都在想到底怎么挽救这个情况。大家想很多办法，比如说有人觉得可能需要由土豪来包养。比如一个很重要的案例就是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他买了《华盛顿邮报》，买了之后也从来不干涉内容上的操作。这可能也是一种模式，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可能就更加有争议一些，想想马云买下《南华早报》之后引发的怀疑吧——在美国也很有争议，但在中国更有争议。

也有人倡导说，我们需要由基金会来支持建设非盈利的媒体，这些媒体不是盈利性的公司，不需要拼命的赚钱，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去保证高质量内容的生产。非营利媒体有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我经常提到一个叫做ProPublica的网站。ProPublica是美国非常重要的非盈利的调查新闻和数据新闻的网站，它做了非常重要的跟公共利益相关的报道，多次获得普利策奖。它的一些重磅报道可能就是一个记者团队投入半年，这种投入在盈利媒体可能很少存在，因为成本太高了，在商业逻辑之下运行这样一个媒体，一定会首要考量成本和收益的问题，想办法压低成本、提高收益。而在非盈利媒体之中，则更重视社会效益，并不追求金钱上的回报。但是也有很多人指出，这种模式是没办法大规模推广的，它可能只能支持一个媒体，但却不能支持10个、100个、1000个。

所以还是得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众筹新闻其实在前几年也蛮火的，中国也曾经有个体的记者去众筹，说自己要做调查新闻的项目，请大家支持，也火过一阵子。另一个例子是，大家知不知道维基百科的创始人最近在众筹一个项目，叫做wikitribute。这个项目他是想用维基百科的这种模式来做新闻，用户可以去给新闻提意见、修改，另一方面它会有10个左右专业的编辑记者把关内容。

另外比如说公共媒体的模式，在欧洲一些国家及日本都已经有了。我听说在日本，只要你家里有电视，就会有人上门收钱。这样一种模式在美国会更有争议，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非常崇尚小政府的地方，是坚决要把政府赶出自己家门的，所以他们非常抗拒由政府来收我的钱去支持公共媒体。美国虽然有所谓的公共电视PBS和公共广播NPR，但实际上它们来自公共资金的投入是挺少的，他们不得不接了很多广告，只不过换了个名字叫做“赞助”，实际上还是广告。

信息环境糟糕的原因之污染者

刚出说的是如何支持生产优质内容的人。另外一面就是，我们怎么去限制那些排放毒气的人？

谁在排放毒气？那些营销号、谣言号，都是有资金支持的。那我们需要看一下，到底是谁在支持排放毒气的人？他们拿的融资是从哪儿来的？知道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告诉投资人这件事情，去告诉他们：你们的投资不仅需要考虑经济上的回报，也需要考虑社会效益，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大家很多人在商学院读书，我们可以去调查一下，这些营销号背后的资本到底都是谁。如果我们想限制它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去倡导。可以直接跟这些具体的投资人倡导，可以向社会倡导——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个公开的项目，可以列举出来这些投资信息。商业社会的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些信息其实都是比较透明的，都可以查到背后的钱是哪来的。我们就做一个网站，把这些制造谣言和垃圾信息的帐号背后的金主都给列出来，至少你可以让公众知道这些是谁谁谁支持的。那如果真的是一个考虑自身社会形象的投资人或者投资公司的话，他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公众行动，而对自己的投资策略有所改变。

当然我没有学过任何商学院的课程，所以可能有些想法比较天真。我能想到的是用美国的情况来类比。美国社会有非常多元的社会组织参与。一方面，有很多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游说公司，企业可以雇说客去华盛顿去游说这些议员，请他们在立法上给予支持，让这些企业能够赚更多钱，让排放毒气的人不受处罚。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NGO可以去发动公众倡导，进行监督，对这些大企业的利益形成制约。

那我们具体可以怎么做呢？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探索。大家开始设计方案之前，我想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名人说的话，比我说得有分量、有效果多了。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张悬的粉丝？实际上她除了写歌之外，也做了很多社会倡导性的事情，比如她做了一个叫“公民对话”的实验，邀请不同的人来跟她对话，谈论各种社会话题，比如性别问题、社会公正问题、民主选举问题。B站上面有比较完整的收集，推荐大家去B站上面看。为什么？因为上面有一些弹幕，不是特别多，但是有一些。这些弹幕特别搞笑，当张悬和这些台湾的普通人在很严肃的谈论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到底是不是真的民主、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B站的网友发出的弹幕大多是：我悬好美！张悬的耳朵长得好奇怪！等等，挺魔幻的场景。

（播放视频）

最后我给大家念几段我在《如果你对信息环境感到失望，你可以做这些事情》里面的一些段落。（此处省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标题阅读该文。）

各组的成果

然后，大家就分组设计自己的方案啦。

热火朝天的两个小时之后，大家拿出了初步的设计方案，并且进行了激烈而友好的互相提问和批评。

第一组的成员很有野心，他们希望借助人工智能识别谣言，并建起一个“谣言基因库”。

第二组的方案同样是识别谣言，他们设计的产品和微信后来推出的辟谣小程序有着不少异曲同工之处。

第三组最终获得了最佳方案奖，他们的设计别出心裁——仿照查询企业工商资料的平台，制作一个名为“媒查查”的工具，可供查询一则事件中有哪些媒体、哪些记者做了报道，这些媒体和记者此前又做过哪些报道，他们的报道中采访了哪些人……这个工具一方面可以增加报道的透明度，对新闻界形成监督；另一方面又是记者可以使用的寻找采访资源的工具。

第四组和第五组设计的方案都聚焦于一个群体：老年人。第四组希望通过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提供服务，间接帮助净化老年人面对的信息环境；第五组则计划设计课程方案，提高子女和父母的沟通能力和技巧。

工作坊的时间所限，这些实验方案都只是一个初稿，但它们都有着很大的潜力成为可以被操作的方案。如果你对这些方案感兴趣，想和这些小组的成员取得联系，欢迎留言。如果你是大学老师，希望在教学中引入类似的工作坊，欢迎与我联系：disincurable@gmail.com 。

（感谢李薇薇、毛艺霖整理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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